余凌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教授
一、 引言
从历史上看，在裁量控制的路径上，英国人走的是司法的路子。这与他们的法律传统、宪政结构、社会诉求有关。几乎所有文献都采取司法本位，这一特色鲜明而夺目。他们一开始借助私法路径，尤其是侵权法上的疏忽大意，后来过渡到传统公法的越权无效和自然正义，并以此入手，发展出公法上的合理性审查，逐渐接近到裁量的自治内核，便嘎然而止。
这是一种比较安全的策略，先易后难。因为，无论是传统的越权无效还是正当程序，都是较为客观的审查，说服力强，不易产生争议。而合理性审查就游离在客观与主观之间，变得吊诡、复杂、难于把握。无怪乎，英文文献绝大部分聚讼于此。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说，英国行政裁量的学说史，就是合理性原则的发展史。
让我们惊诧的是，英国人一旦觉得自由裁量必须受到控制，就走得相当坚决，相当彻底，也相当的远。法院拒绝不受拘束的或者绝对的裁量，所有形式的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无论多么宽泛，也不论是以主观语言来表述。在英国当下，“没有不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已然流行于坊间。更让人拍案的是，英国人采取了灵活多样、伸缩自如的审查，让司法干预随着审查对象和内容的不同，依据政治敏感性、行政自治程度等而变换着。这两点认识，无论哪一点摆到中国当下的情境中，拿我们的行政法理论与实践相对照，都是我们尚未企及的。
德国法中偶尔也提合理，但就结构清晰、层次分明以及重要性而言，远不及英国法。英国法的合理性原则也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学者诵读、研磨与发扬。新西兰似乎更愿意采取狭义的“不合理”，更广义的概念是公正（fairness），而澳大利亚对“不合理”的理解与英国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我有个直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在中国行政法教科书上的合理性原则，仿自英国，是龚祥瑞先生的作品带进来的影响。但一直以来，我们却缺乏对英国合理性原则的深入了解。运用一手文献进行研究的作品，更是少见。对于近年来席卷英国的欧陆裁量审查技术，及其在英国的实验成效，我们也知之甚少。从文献上看，我们对合理性原则的了解似乎还不如比例原则那样透彻。这显然对不起它在我国行政法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上的重要地位。
或许也是因为缺少一个参照系，学术上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比如，“合法审查为原则、合理审查为例外”、要进一步扩大“合理审查”，以及“流行欧洲的比例原则与英联邦的合理原则彼此不兼容，无法调和”等。于是，正本清源，为我国合理性原则的阐释和发展建立一个参考坐标，便成了本文的重要使命。
二、 历史的流变
合理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ness）既古老，又年轻，是流淌在英伦大地上的一条充满活力的溪流。“不合理”有着很悠远的私法根源，在合同、侵权、破产、贸易上都少不了它。只是之后的发展中，它找到了公法的坐标，才宣告了与私法“疏忽大意”（negligence）的分手。但历史的暧昧却缠绵至今，仍是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
出现在司法格言上的行政机关合理行事义务（the duty of the executive to act reasonably），甚至可以追溯至十七世纪。韦德（Bill Wade）耙剔了Wednesbury案之前长达几个世纪的一长溜判例，都涉及合理性原则，不少法官在判决中也试图阐释“合理”（reasonable）。萨姆纳（Lord Sumner）说，（授权法中）“所表述的‘他们认为合适的’（as they think fit），必然暗含着诚实和合理之意味”。伦伯里（Lord Wrenbury）也说：“他（决定者——作者按）必须运用他的理智，确认并遵从理性所指引的方向。他必须合理行事”。[1] 但是，这些判例提到的“合理规则”（rule of reason），还不是独立的审查标准。[2]
在上个世纪40年代之前，合理性原则一度低迷，法官对它慎之又慎。这是因为它触碰到了行政裁量控制的最核心、最困难的实质问题。史密斯（de Smith）就说，在某种程度上，合理性是决定行政机关法律责任的实质性要素。[3] 要想在最接近行政自治的边缘，划出允许法院出入的区域，又不破坏分权，这无疑是很困难的。畏难情绪一度让“司法沉寂主义”（judicial quietism）盛行。
然而，40年代之后，经历了Wednesbury案、Padfield案，峰回路转。随着现代社会中的裁量问题日益突出，裁量领域不断扩大，控制裁量的要求愈发迫切，合理性原则也越来越频繁地被应用。有两组统计数据足以说明： [4]
（1） 在英国，1948年之后,大约有2500多起判例提到了Wednesbury和“不合理”，其中，2160起是在199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所占比例超过了85%，1545起是在2000年1月1日以后做出的，占61%。
（2） 在westlaw上，按照全文有“unreasonable”、关键词和主题有“judicial review”的要求检索，截止2009年7月13日，共计610起判例，其中497起是1990年之后的，占81%。在全文中加上“Wednesbury”，共检索出282起判例，其中225起判例是1990年之后的，近乎80%。现在，几乎在每周案件报告（reported cases）之中都能看到。
近年来，对该标准的依赖之所以会激增，科恩（Margit Cohn）分析认为，一方面是迎合了1980年代中期英国公法改革之浪潮，另一方面是欧洲法、尤其是比例原则的实质性影响与驱动。 [5]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恐怕还应该是出于对日益扩张的行政裁量的警惕与控制。
三、 三个经典判例
在英国的公法上缕析合理性原则，不能不提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判例，一个是Wednesbury案，它激活了合理性原则，列出了“不合理”基本内涵的表述公式，使之从抽象到具体。另一个是Padfield案，它翻开了一个新纪元（opened a new era），让合理性原则真正复兴。再有一个就是CCSU案，它让这类审查标准自成一体，另立门户，成就了一番气派。
1、 Wednesbury案
在英国，谈不合理审查，就不能不提Associated Provincial Picture Houses v. Wednesbury Corporation (1948)。现在人们朗朗上口的“the Wednesbury principle”、“Wednesbury unreasonableness”、“on Wednesbury grounds”、“unreasonableness in the Wednesbury sense”，都与该案有关。
Wednesbury案，被誉为“法律上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案情并不复杂。在一个叫Wednesbury的小镇上，一个电影院欲申请许可。星期天娱乐法（the Sunday Entertainment Act 1932）授权行政机关在发放许可时可以“加入其认为适当的条件”。行政机关搭附了一个条件，要电影院承诺周末不让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独自上哪儿。电影院不乐意，告上法庭。案情平淡无奇，原告也不曾如愿。但主审法官格林（Lord Greene）在判决中对“不合理”一席阐述，让它变为永恒。
格林的整个判决只有两个核心观点： [6]
第一， 他提出并描述了基于“不合理”而出现的违法形态。与传统的合理行使权力（powers must be exercise reasonably）要求相比，格林给出的是更加精确、严格的标准。具体而言，包括两种违法形态：
一个是弱的、宽泛和一般意义上的不合理（weak, broad, or general unreasonableness），包括不适当目的（improper purpose）、相关和不相关考虑（relevant and irrelevant considerations），以及恶意（bad faith）。它们彼此相近，又相对独立，且能够相对客观地判断。
另一个是强意义上的不合理（strong unreasonableness），也就是（行政决定）“如此荒谬，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想到它属于行政机关的权限范围”，或者“如此错误，任何理性的人都不会持有这种看法”。这是Wednesbury的核心与难点，也称为狭义的Wednesbury不合理或者狭义上的“不合理”。格林把它设计为“最后的手段”（a last resort）。只有当行政决定跳过了其他所有审查标准，而行政决定依然不能为法院接受，不符合公平观念时，才能诉诸这个标准。这一格调也限定了Wednesbury不合理在当时的意义。
第二， 他敏锐地洞察到上述不合理的所有标准或理由彼此之间都可能会重合，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必要做到彼此区分干净。
格林的整个努力就是归拢“不合理”标准的内涵与关系，他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不合理”只是越权无效（ultra vires）的潜在的实际延伸。只有行政机关的裁量违反了法律，法院才能干预。这样的勾连，让法官更加放胆踏入这块敏感的领域，夯实了法院干预的正当性基础。
2、 Padfield案
Padfield v.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Food （1968）案是另一个经典，被丹宁（Lord Denning）誉为“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里程碑”，“不合理”只有到了该案，才真正复活（genuinely revived）。
这是一起有关牛奶经销计划（the milk marketing scheme）的纠纷。临近伦敦的一个地区的牛奶生产商抱怨，牛奶经销委员会（the Milk Marketing Board）确定的价格没有反映运输成本的增加，自二战以来一直没有改变过。但该地区在委员会中属于少数派，价格调高又会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所以，没有说动委员会。
根据1958年的农业经销法（the Agricultural Marketing Act），在这种情况下，部长有权指令一个调查委员会（a committee of investigation）去听取此类抱怨并呈递报告，部长可以根据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推翻牛奶经销委员会的决定。在该案中，部长认为，既然该地区牛奶生产商已在牛奶经销委员会上陈述意见了，就表明其同意关于经销计划的通常民主机制。他的属下又鲁莽地补充道，假如调查委员会作出有利于该地区的报告，那么，部长有可能采取行动。主审法官里德（Lord Reid）认为，这简直是糟糕透顶的理由（plainly a bad reason），因为法律授予部长的恰好是纠正“通常民主机制”的权力。
该案之所以在英国行政法上具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英国行政裁量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即“任何裁量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即使是主观语言，也必须给出客观解释。诚如Lord Denning事后评价的，法定机构的裁量从来不是不受拘束的。
该案的另一个潜在意义是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对其决定说明理由。在上议院看来，通过不给出决定的理由来逃避法院的控制，是不可接受的。 [7]这让合理性审查与程序性审查之间有了沟通，通过向后者的转换，避开步入优劣审查，使法官、公众更易于接受。
3、 CCSU案
在英国司法审查的发展史上，Council of Civil Service Unions v. Minister for the Civil Service （1985）案留下了很多经典，其中之一就是将历史上杂乱无章的司法审查标准条分缕析，重新整理一番，归为三类，条理多了，并让“非理性”（irrationality）成为了一个能够独自站立的标准。
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简称GCHQ）负责政府通信与情报工作，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其雇员上千人加入了各种全国性工会。当时，按照工会安排，GCHQ的雇员也在单位参加了几次旨在反对撒切尔政府的行动，包括罢工一天、怠工运动、反对加班等。考虑到该机构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撒切尔未事先征求工会意见，就宣布该机构的雇员不得隶属工会，只能加入一个经批准的雇员协会。而按照以往惯例，对公务员雇佣条件的任何改变，都得事先征求工会意见。所以，工会认为，其有权要求听证。遂发生争执，诉诸法院。
在该案中，主审法官迪普洛克（Lord Diplock）没有继续援用格林（Lord Greene）的Wednesbury不合理，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非理性”。并认为，它可以用自己的双脚站立，成为司法审查的一个独立标准。法官运用其训练与经验，是可以摸到这个标准的边际的。
迪普洛克给出的“非理性”公式是，行政决定“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任何明智之士考虑这个问题时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仍然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从英国后来的判例看，即便法官在判决中引用了“非理性”，行政机关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真正达到了“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的程度。
迪普洛克是在格林提出“不合理”之后，又另辟蹊径，引入了“非理性”概念。它们都是有关实质性审查的。那么，是否有差别呢？
有的学者认为有。比如莱斯特（Anthony Lester）就做了一番分析：迪普洛克的“非理性”（irrationality）是从“不合法”（illegality）中剥离而出，格林所指的“目的不适当”和“相关考虑”，在迪普洛克的概念体系中应当属于“不合法”（illegality）范畴，而不是“非理性”。所以，迪普洛克说的“非理性”只是狭义上的实质性审查标准。 [8]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它们其实是一回事。凯恩（Peter Cane）认为，“非理性通常是指不合理”。 [9]迪普洛克自己也说：（非理性）“现在可以简要地称之为Wednesbury不合理”。 [10]我也觉得它们应该是一回事。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8号）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已由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06年6月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7月1日起实施。
甘肃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6月1日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
1988年9月20日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06年6月1日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必须保证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遵守和执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积极完成上级国家机关交给的各项任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领导本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三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及其上级国家机关要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依法保障民族自治地方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第四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要保障各民族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宗教和顺。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坚持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第五条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及其上级国家机关要把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列入全民普法教育的内容，教育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遵守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
每年五月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宣传月活动要和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为民族自治地方办实事结合进行。根据需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
第六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国家机关要支持和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和依法享有的变通权。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对包括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在内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听取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汇报，并视情况做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规定中行政职责的实施。各级民族工作部门对本规定中行政措施实施的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民族工作需要健全民族工作机构，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第八条省和市、州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从人力、物力、财力、技术、信息等方面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支持力度，各种专项资金分配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照顾，促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
第九条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措施，组织、鼓励经济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建立和完善省直部门，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等机构对口支援民族自治地方的相应办法，制定支援规划，落实支援责任，确定支援项目，加强督促检查，取得实际效果。
鼓励、引导大中型企业开展与民族自治地方对口帮扶和支援工作。
第十条省和市、州发展与改革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年度计划时，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优惠措施做出专门的规划与计划，并在项目申报、审批、投资等方面给予照顾。
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引导民族自治地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和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建设。
省发展与改革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筛选、论证和建设一批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重要作用的项目，优先安排基础设施、社会公益、资源开发及民族工业发展项目。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解决重大或重要项目前期经费。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社会公益性项目提高补助资金比例。国家安排给民族自治地方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民族自治地方配套的资金，民族自治地方无力承担的由省政府给予支持；省政府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再要求民族自治地方承担配套资金。
在自治州、自治县成立每逢十周年时，应当优先安排建设项目。
应当将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的发展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努力争取国家专项支持，并尽力予以配套，帮助其改善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推动兴边富民计划的顺利进行。
采用多种方式，尽快解决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村通电、通邮、通电话和安全饮水问题。
第十一条省和市、州经济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民族工业，大力扶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和民族特色产品，拓宽融资渠道，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地方民族工业项目及少数民族特色产品给予技术和资金支持。
第十二条省和市、州商务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民族贸易、对外贸易和边境贸易，对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和出口商品的生产给予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扶持。
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贷款实行优惠利息补贴政策，并适当放宽补贴种类和享受企业范围。
第十三条省财政、税收行政部门应当全面落实国家和省上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省财政行政部门应当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服务支出成本差异，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保持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实施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民族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及其他方式的财力补助，确保民族自治地方财力逐年增加。对国家财政没有明确补助范围由省级财政分配的资金，以及省级财政安排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应当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优惠和支持。
省级财政应当扶持发展民族自治地方财源建设项目，对其贷款给予贴息。
省级财政对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少数民族补助资金、民族地区经济建设资金和牧区专项建设资金，应随省级财力的增长逐年增加。
国家财政对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的财力补助资金、民族地区扶贫开发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省级财政应当安排配套资金。
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以及因宏观调控、经济结构调整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减收的部分，在财政转移支付时给予补助。
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正常运行发生困难时，省级财政应当通过转移支付或临时性财力补助办法给予解决。
第十四条县级以上财政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民族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随着本级财力增长逐年增加。
设立民族乡发展资金。在省对乡镇统一的财政补助之外，每年给每个民族乡由省财政拨10万元，市州、县(区、市)财政各配套5万元。
第十五条省、市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自然资源，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土地开发、复垦和国土整理资金投入。
省国土资源行政部门从民族自治地方新增的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上缴省部分，应当随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全额返还民族自治地方。
省政府在民族自治地方批准征收、征用农用土地收取的有关费用，应当按项目全额返还民族自治地方，用于土地开发整理和中低产田改造。
省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在输出自然资源的民族自治地方收取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应当全额返还给矿产资源原产地的民族自治地方。
按照国家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勘察、开采矿产资源的，应当适当减免有关费用。
省国土资源行政部门审批在民族自治地方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时，应当事先征求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意见。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培育矿业权市场，促进探矿权、采矿权依法出让和转让；探矿权、采矿权出让费省留部分在不改变资金用途的前提下，返还原产地的民族自治地方。
第十六条省、市农牧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农牧业。从项目、资金、技术、信息及流通服务等方面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牧业，扶持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和输出，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
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农牧业发展规划，加快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牧民定居点建设，加大对草原沙化、退化的治理，增加对畜种改良、疫病防治、饲草料基地和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
从民族自治地方收取的育草基金、草原植被恢复费应当全额返还民族自治地方，用于草原保护和建设。
第十七条省、市林业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定林业发展规划，调整林业结构，扶持林业产业化经营，增加林业保护、建设的资金投入。
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保护、水源涵养林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对做出贡献的民族自治地方，应当给予合理补偿和奖励。
从民族自治地方收取的育林基金和森林植被恢复费，应当全额返还民族自治地方，专项用于民族自治地方森林植被恢复、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第十八条省和市、州水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做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项目的申报立项工作，加大民族自治地方主要江河水电资源的开发力度。加强民族自治地方电网建设，提高电力输送能力。安排专项资金，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农村实施电网改造低压入户工程和增容建设项目。
在民族自治地方征收的水资源费省级部分应当全额返还民族自治地方，用于水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第十九条省和市、州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发展旅游产业，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把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态功能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重点水源保护区等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优先列入全省重点建设项目。
民族自治地方因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而使财政收入减少、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时，上级国家机关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时，要保护草原、森林和水资源等生态环境。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与国家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在配套产业、社会服务业、劳动用工等方面给予民族自治地方适当照顾。
第二十条省和市、州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对国家和省列贫困县中的民族自治州所属县和民族自治县给予重点扶持。优先把民族自治地方特困村纳入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计划，落实扶持项目和资金。
第二十一条省交通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交通事业。进一步加大民族自治地方公路的建设和改造力度，实现自治州通高速公路或高等级公路，县通二至三级公路，乡通油路，村通公路。
对民族自治地方公路养护应当区别不同情况给予适当补助，确保通乡镇的公路便捷、通畅。加快其运输场站、水运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在项目和资金安排上给予扶持。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干部人事行政部门应当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制定和实施少数民族干部培训规划。有计划地选拔民族自治地方干部到经济发达的地方交流任职，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上级国家机关或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在省级机关干部队伍中要增加少数民族干部，厅局级领导干部中要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配备，使其所占比例比较合理。在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时可以划出相应名额和岗位，定向选拔少数民族干部。辖有自治县的市、自治州的国家机关，应当依法配备少数民族领导干部。
要重视培养、选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妇女干部。做好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特有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干部的选拔任用工作。
第二十三条省人事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制定人才开发规划，设立少数民族适用人才培训专项资金，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市场，加强市场网络建设，连通国内外的人才信息，强化市场服务和监管功能，促进人才合理流动。
制定鼓励和吸引各类人才到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措施，采取鼓励社会资金和外资以多种形式投资人才培养、发展民族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有效办法，培养当地适用人才。坚持省与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对口支援和帮扶工作制度。建立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库。强化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
建立以政府奖励为导向、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奖励为主体的人才奖励体系，对在民族自治地方工作的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承担县级以上部门立项的科研课题和任务的，由项目主管单位给予补贴。制定对当地做出突出贡献的各类人才的奖励和补贴办法。
在民族自治地方专业技术职称的评聘中，适当放宽职称外语考试的条件。副高级和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结构比例由民族自治地方自行核定。中专毕业在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本专业工作25年以上的人员可以申报副高级职称。
第二十四条省直部门、民族自治地方在录用、聘用国家工作人员时，对少数民族应当在名额和条件上给予照顾，使其所占比例与民族工作需要相适应。
在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事业单位招聘人员时，应当招聘一定比例的当地少数民族人员。
省、市人事行政部门在确定编制、机构设置、领导职数时，要充分考虑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给予适当照顾。
第二十五条省和市、州人民政府要采取措施，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教育事业的投入，使民族自治地方教育的财政拨款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生均教育经费逐年增加。
省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积极主动协调省级有关部门，在校舍危房改造、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教育专项经费的安排上向民族自治地方倾斜；免除民族自治地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杂费和贫困家庭学生的教科书费，并对寄宿制学校的贫困家庭学生给予生活补助。
第二十六条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办好各级各类学校，发展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现代远程教育；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在牧区和居住分散的山区，设立寄宿制中小学，改善办学条件。
第二十七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措施，加快少数民族人才培养步伐，确保民族自治地方人才培养工作持续有效进行。
省内普通高中和高等院校招生时，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并对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等特有民族和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
要办好各级各类民族班、民族预科班，采取降分、单独划线、单独录取的办法，扩大招生规模，逐步满足少数民族学生升学的需求。
在省内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招生时，当地需要又能安排就业的民族自治地方，可以采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定向招生和分配办法。
第二十八条省、州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办好民族师范教育，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加强中、小学民族语文教师培训，提高汉语文和少数民族语文教学水平。
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大专院校毕业生到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教育工作。
应当建立支援民族自治地方教育的制度，定期安排省内外优秀教师和优秀毕业生到民族自治地方支教，选派民族自治地方的教师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到发达地区的教育部门和有关院校进行培训。
第二十九条省、市科技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科技事业。安排各类科技计划项目时，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照顾。加大科技基础条件改善、技术开发项目的投入，建立和完善新型科技服务体系。促进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科技合作，选派科技人员到民族自治地方从事技术服务，积极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推广先进实用技术，促进科技成果向民族自治地方转移，为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第三十条省和市、州文化行政部门应当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力度，保护、抢救少数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和利用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搜集、整理和出版民族古籍。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文化汇展和文艺汇演。
第三十一条省和市、州体育行政部门应当改善民族自治地方体育基础设施条件，挖掘、整理和推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定期举办全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第三十二条省和市、州有关部门应当支持少数民族新闻、广播影视和出版事业发展。做好少数民族语言广播和电影、电视节目的译制、制作和播映，提高民族自治地方广播、电视的覆盖率、入户率。扶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物的翻译、出版。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发展及信息化处理。
第三十三条民族自治地方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要采取措施筹措资金，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地方病防治的投入和技术支持力度，预防控制传染病、地方病和其他严重危害当地群众的疾病。
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加强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及设施建设，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条件。
培养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定期安排省内优秀医疗卫生人员支援民族自治地方的卫生工作，选派民族自治地方卫生工作者到发达地区卫生机构和医学院校培训。
保护、扶持和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学。
第三十四条民族自治地方要严格执行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省和市、州人口与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建立健全计划生育服务网络，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三十五条省和市、州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逐步健全和完善基本养老、失业、基本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制度。
第三十六条省和市、州人民政府及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建立救灾应急机制和社会救助制度，对防灾救灾基础设施建设、灾害预防和紧急救助等给予重点扶持。
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五保户、残疾人等应当优先给予社会救助和保障。
第三十七条本规定颁布实施后，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制定具体办法并报省人民政府。
第三十八条本规定自2006 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