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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主体性理念探析——以民事司法制度为中心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已经成为当代一个潮流，主体性体现在司法中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它经历了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国现今的民事司法制度在尊重人的主体性方面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缺陷，故而应当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主体性；司法主体性；民事司法
尊重人权已成为现世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已写入我国宪法。尊重人权要求我们肯定公民的司法主体性，始终关注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正义的需求，充分发挥民权对于推动改革、完善司法的作用。本文拟对司法主体性作一探讨，企望能对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有所助益。
一、主体性基本内涵分析
对于主体性的理解，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进行的。在他看来，主体是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人作为人类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其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性是作为主体的人所具有的根本属性。人的主体性通过一种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包括实践活动、意识活动）来实现，并且随着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人作为主体在其活动中形成的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改造关系，第二层是人与人的主体间关系，第三层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三个层次的关系统一于人的劳动创造和交往活动之中。[1] 与之对应，主体性具体表现为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和社会的活动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其中，自主性在主客体关系上表现为一种“为我”关系，即主体根据自身需要来改造客观世界，体现为主体的自由意志；能动性则表明主体是能动的主体，其所有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活动，表现为主体的目的；创造性则意味着以人的方式改造物的存在方式，使物按照人的方式而存在，体现了人类的自我超越。[2]
自人类社会文明的早期开始，人的主体性问题就一直颇受学者们所关注。在主体性理论的发展史上，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出发，首先肯定了“自我”的存在。在他看来，“自我”的存在完全是自明的：我虽然怀疑一切，但有一件事我不能怀疑，那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而怀疑活动是思想活动，所以我在怀疑就是我在思想，作为怀疑活动主体的“自我”的存在是确实可靠的。由此，笛卡尔得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个著名的结论或公式，[3] 将“我”作为理性的主体，视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从而对主体性理念进行了有力的论证。
至于康德，则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并初步建立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自律的哲学家。他在区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前提下，从理性出发解释自由，论证了人的主体性。他认为人作为主体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主体和实践主体。首先，在认识论领域，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康德强调人在认识中的主体能动性，提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高扬了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其次，在道德领域，康德提出了“人为自身立法”的命题，并且他还认为，道德主体是人之主体性的最高峰，人只有作为道德主体，才能够达到最高境界的自由。 由此，康德将人奉为整个世界的终极目的，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对此，他曾言道：“如果没有人类，整个世界就成为一个单纯的荒野，世界的存在就是徒然的，没有最后目的的了。”[4]
进入现代以后，思想家们继续宣扬着主体性理念。其中，麦克塔格特甚至说：“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手段”，国家“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方有价值可言”，如果赋予国家以终极价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样”。[5] 由于现代社会工业化和科层化的扩张和发达，个人往往有如被压抑与操纵之机器。因此，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都倡扬个人自主，强烈地抨击这种本末倒置的社会现象，主体性理念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强调和吁求。
面对纷繁的主体性学说，笔者认为，欲把握主体性的内涵，应当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关于主体性的理论有两种，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如果仅仅强调前者，主体性就可能成为一个空洞的抽象，成为一种无现实性可言的东西，因为人类的主体性必须要由个体来承担、落实和实现。因此，我们研究主体性问题应将其置重于个体主体性。其次，人类主体性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客体世界的变化上，还表现在主体自身的发展上。人类自身的改善，既有精神的方面，也有肉体的方面，是灵与肉、心理与生理两个方面的改善。[6] 最后，要强调人的社会本质，注重主体的实践性，要把“实践”和“生活”联系起来，并把实践和生活放在对理论来说具有根源意义的地位。[7]由此，对主体性可以作下列几点概括：第一，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主性,主要表现为主体权利。自主性源于人的意志自由，人作为世界的主人，万物之灵长，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意志去改造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因此，在对待意义上，任何将人视为他者作用之对象，或者任由他者摆布之对象的观念和行为都为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容。第二，人之主体性体现为自觉性。自觉性是自主性扬弃的结果，同时又是主体自主性的具体表现和展开形式。自觉性主要表现为主体能力。人作为主体进行任何活动都有其明确的目的性，正是有了明确的目的，人们的行动才不会盲目，才是自觉的行动。自觉性还要求人们相信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他人无从替代，也无需替代。第三，人之主体性体现为选择性。这是自觉性得到扬弃之后的结果。选择性体现了主体的自由判断，以及自由判断的能力与性质，展现了主体更充分的自由。对于主体的这种选择的愿望与自由，从理念上予以认可并使之正当化，这便是强调包含在主体性当中的选择性的现实意义。[8] 第四，人之主体性还归结为责任。个人自主自觉地进行选择，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活动，个人可以享受由此所带来的利益，也应当承担由此所产生的责任。第五，实践性是人之主体性的最为重要的特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康德式的道德自律也不能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必须诉诸物质的批判力量。主体性最终要落实为实践性，而实践是一种能动地改造外部对象的活动，正是通过实践，主体才达到了其目的，实现了其价值。
二、从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程序主体——司法主体性理念的确立及其实践
人之主体性的确立有一个发展过程，它经历了一个由理念存在到实然享有，由道德主体到法权主体，由少数人权主体到多数人权主体，由主体性不充分到主体性充分，由适用的领域有限到广阔这样一个历史过程。[9] 正是在这种历史发展机制的强大推动下，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社会，主体性理念已落脚成为许多国家的司法指导理念。
（一）法权主体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工具，而且当法治成了一种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的时候，法律的基本功能及其使命便在于构建并保护以社会主体的权利为核心内容的法律关系。这种权利关系既包括体现了权力职责与作用的权利——权力关系，也包括体现了私权利之间相互交换或协调关系的权利——权利关系。[10] 这种法律关系体现的是社会成员作为主体享有并支配着自己的权利，并且这种支配形式是多样化的，它或者是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国家从而接受和服从国家权力对自己的干预，或者是与其他的社会个体进行一种私权利的交换。无论哪一种情形，社会个体（包括集合体）在法律关系当中都是以法权（利）主体的姿态出现的。由此，一方面，在其产生以及行使的方式上，国家权力就获得了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产生目的绝非是将其作用对象当成客体来对待，而是最终服务于所有成员的整体利益。至此，人便由哲学意义上的道德主体过渡到了现实世界当中的法权主体。
作为国家权力分支之一的司法权，自然也应当体现人的主体性，以人为本，服务于人。近代以来，受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主体性理念的意义与内容以不同方式得到了表达与实践。在司法领域，主体性理念在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传统英美法程序中的对抗式诉讼理论和大陆法系的“当事人主导”理论。近代民事诉讼法奠基之作法国1806年民事诉讼法典，以及以其为样本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事诉讼法典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主体性理念。[11]
（二）程序主体
主体性理念真正作为司法实践和改革的重要目标而确立并大力推广，则发生于当代。如自上个世纪70年代发韧并持续至今的、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使诉讼便利公民、低廉有效的“接近正义”运动，便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主体性理念。学者们为维护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性地位，避免将当事人作为审判客体对待，提出了衡量民事审判是否正当的依据不仅在于判决内容是否具有正当性，而且在于民事程序本身能否保证当事人参与的观点。诚如王亚新先生所指出的，司法审判在许多方面的特点都可以视为在制度上对判决的可变性加以严格限制的必要或非必要的条件，但这些条件中最直接也最具根本意义的因素恐怕还在于诉讼审判所特有的程序以及体现于其中的当事人对抗结构。[12] 笔者亦认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保障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与主体性理念相适应的民事诉讼制度结构与技术规则的总和。
程序保障，可以理解为通过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维护其主体性和自律性。它直接反映了正当程序思想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并具体体现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之中，以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当事人主导原则）、证明责任原则等法理为其内容。这种当事人主义的程序结构意味着把更多的诉讼主导权作为权利赋予当事人，而不是作为权力留给法官。尽管最终作出判决的是法官，但当事人却是形成判决的主体：在诉讼开始时，当事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提出请求，该请求划定了判决的范围；接着，当事人双方必须就存在争执的事项进行协议以确定争点，争点一旦确定亦对法官具有约束力；之后，当事人又围绕着争点收集和提出证据，并就事实和证据进行辩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尽管法官主持着程序的进行，却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13] 这样，当事人的实体性诉求在进入程序之后，便在诉讼这一“法的空间”里置换成了程序上的需求，当事人从实体权利的享有者、支配者，转变成了程序的利用者、支配者，成了程序主体。程序之设定是为当事人服务的，是当事人作用的客体。于是，当事人通过程序这一制度在约束自身的同时，也使自身获得了真正的、最大的自由。同时，由于整个诉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意思展开的，按照自我选择即自我负责的法理，当事人必须对法官的判决表示认可与服从。于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也成了一种负担和责任。当然，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责任性相比，其对法官权力的制约性更具现实意义。
三、司法主体性理念与我国民事司法制度
（一）对我国现行民事司法制度的检讨——一个主体性的视角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法制建设，我国的民事司法体制建设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虽说“尊重人权”已经写入宪法，但总体而言仍未能明确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的主体性仍尊重不够，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具体说来，目前我国民事司法体制存在着下列问题：
1、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不充分也不平等
欲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当然需要科学、细密的程序设计，但其发生效用的前提则是公民能够诉诸法院。事实上，在历史和现实之中，权利侵害之所以未能及时得到应有的救济，往往是因为受害人无法诉诸司法。有学者将使用司法的权利概括为诉讼权，并认为它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但在目前，我国法院的受案范围仍较为有限，不能满足广大人民对正义的要求；诉讼费用高昂，阻碍了公民利用法院；多数人诉讼制度仍不完善，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尚属阙如，不能有效应对现实需求[14] ；社会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然而法律援助制度的覆盖面却十分有限，仍有许多公民因为经济原因而被阻挡在法院大门之外；尚没有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即便是诉讼程序也没有实行多轨制，公民的选择余地不大；此外，律师行业逐利倾向严重，导致许多同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然而标的额较低的案件得不到律师代理，致使其维权不力，等等。
2、诉讼程序设计上仍存在不少问题
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有：诉讼程序和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衔接不够，未能共同筑起一道纠纷解决的“城墙”；在诉讼程序内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区分不甚明了、二者的衔接度也较差，至于简易程序和小额程序则未能明确区分；一些程序，如人事诉讼程序等仍付阙如；起诉条件过于严格，要作实体审查，常常导致公民不能有效地行使诉权；法院立案审查随意性过大，一些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被拒之门外；诉讼程序欠缺经济性，过于追求程序的严密性、完整性，而未能针对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加重了财政和当事人的经济负担；诉讼的公开性、透明性不够，通常只限于形式意义上的公开，即公开开庭审理，但对法官心证的公开、判决理由的详细阐述等仍旧重视不够；法官经常过于消极，假当事人主义之名而行偷懒之实；此外，还有一些程序职权色彩浓厚，如法院主动追加当事人，法院、检察院可以提起再审或审判监督程序，法院可以主动移送执行等。[15]
3、国民参与司法不够
社会主义国家是建立于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上的，人民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家各项事务的管理。就国民参与司法而言（司法民主化），我国还做得很不够，揆诸现实，笔者将其概括如下：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基本上是由有权机关进行，广大公民参与很少；法官的选任名义上是由民意机关——人大进行，但我国的现行政治构架决定了其实际上是操诸于各级党政机关，普通民众基本上无权参与；陪审制①等民众参与司法的制度长期以来被空置，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民众所起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广大公民的监督权、申诉权并不能产生法律效力，除非借助于有权国家机关，此外，代表市民社会的新闻媒体也还多为官方控制，所发挥的舆论监督作用仍很有限；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布面较窄，公众无从及时获得相关信息，自然也无法对之进行评论和监督，等等。
(二)理念建构
以上我们列举了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要解决问题，观念的转变和更新是首要的，因此我们应从改革司法制度赖以建构的理念入手。在司法观念的变革方面，笔者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将主体性理念作为司法制度设计和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主体性理念在司法制度中的实践就是司法主体性理念。所谓司法主体性理念，是指在司法制度的构建与运作中，尊重公民和当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权利和自由，维护其尊严，让其发挥决定、支配和主导作用，避免论为客体的司法价值观。[16] 从司法主体性理念出发，就应当树立法官的服务意识，保障公民和当事人对其的决定、支配和主导地位，维护他们的自主性，使司法民主化、便利化，使公民可对其寄予厚望。具体言之，司法主体性理念的基本要求有：(1)由公民来决定司法制度的构建。它又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依民主要求，主权在民，司法权的运作亦应由公民决定和进行。 第二，由公民主导司法改革的方向和进程。（2）司法体制的设置及相关制度的建构应当以“便民原则”为指导，要便利公民利用司法制度。（3）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当事人为诉讼主体，当事人应当成为诉讼活动的实质参与者和主要支配者。
（三）制度建构
前文笔者提出并分析论证了司法主体性理念，但我们不能只重视大道理，忽视“小”制度，夸大所谓社会性质的作用。其实，制度建设也是一个知识的积累过程，制度发育程度的差异往往是操作制度的人们的知识差异的反映，[17] 由此可见制度赖以建基的知识、理论的重要性。以下笔者按照上文所提及的四个方面的问题来探讨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完善办法。
1、增加公民使用法院的机会
为确实保障公民接近法院的权利，应当扩大法院的受案范围，以是否具有诉的利益而不是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来受理与否；放宽起诉条件，取消立案制度而行登记办法；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确立多元化的裁判组织和机制；要对诉讼费用进行改革，可以考虑改进诉讼标的额的计算方法，实行低额的起诉手续费，可考虑借鉴德国的“诉额确定制度”， ① 以便利公民提起诉讼；加重滥用诉权者的诉讼费用责任和诉讼风险负担以补偿对方当事人所支付的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应当透明化、合理化，要加强律师对客户的报酬说明义务，并大力推行律师费转付制度；此外，还要扩充民事法律援助，在援助案件及援助对象的范围、利用者负担的合理方法、理想的运作主体等问题上，要进一步予以完善。
2、进一步完善诉讼程序设计
在程序的设置上，应更多地从公民的立场思考程序的功能，按照多元、可选择的价值取向设计出满足社会多元价值需求的多元程序；司法规则和司法语言应当明确易晓，以尽益避免由于司法专业性和封闭性所导致的“司法的剧场化”[18] 而使司法距离社会大众愈来愈远，甚至成为公民之对立物的弊端；法院和法官的行为要具有经济性、便民性、亲和性，如可以考虑设置司法咨询对话、信息提供窗口，实行夜间、休假日服务，进一步推进现代通讯技术在诉讼程序中的应用；法官必须做到中立无偏，并履行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告知、阐明等诉讼义务，并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法官都应当对当事人以礼相待，并尽力保障他们能方便地行使诉讼权利；改变诉讼中的职权主义做法，由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提供证据资料，双方平等对抗，主导诉讼进程，要赋予当事人决定各项事务的处分权，以及最终形成裁判结论的辩论权。
3、国民参与司法
在国民参与司法方面，要吸收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司法制度的设置和改革，可以设立由专家、学者和普通公民组成的司法咨询委员会；法官的选任应当听取民众的声音，如可考虑采行法官民选制、法官遴任之国民审查制或法官人事咨询制等，[19] 以避免法官队伍的官僚化；改革、完善、落实陪审制等公民直接参与司法的制度，增强司法的民主化；加大法院裁判文书公开的范围和力度，以利于公民对其进行监督；在对司法的监督体系中，要加强民众监督的范围、力度和法律效力，加强新闻媒体等“社会独立之眼”[20] 对司法的民意监测；还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法院之友”制度以促进国民对司法的参与。
不愿改革的民族缺乏精神，无法改革的民族缺少活力，为改革而改革的民族缺少智慧。改革已成为当今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然而，“改革”二字并非只是一种标签，可以随意贴，只有那些与时代的主旋律相拍，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福祉的变革才叫改革。当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工作已经列入人大立法的议事日程，学界也正在为此进行研究和讨论。一部法律的修改有三个层次，即理念、原则和制度，而其中最为重要者当数理念的建构。笔者以为，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以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设计以及具体路径的选择上，必须以主体性理念作为指导，广泛地吸收普通公民参加，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可以说，民事司法不断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提高当事人主体地位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张登巧,赵润林.交往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体性哲学[J].社会科学,2001(3).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69.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公告[十三届第十九号]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的决定》已报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0年7月30日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8月11日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对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的决定》进行了审议，现决定予以批准，由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的决定

　　（2010年4月28日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7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对《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九条修改为：“行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自办或联合举办中等职业学校。鼓励大型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法举办中等职业学校，其他企业事业组织可以参加联合办学。行业组织和企业所办的中等职业学校，主要为本行业、本企业培养中初级专业人员、技术工人和其他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

　　“企业事业组织应接受对口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生产实习，并按有关规定提供技术指导、劳动保护和必要补贴。”

　　二、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中的“计划部门”修改为“发展和改革部门”。

　　三、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中等职业学校毕（结）业生就业，遵循面向社会需要，公平竞争，自主择业的原则。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为毕（结）业生提供就业服务。”相应删去第三十九条中的“或委托培养”几个字。

　　四、删去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三十三条。

　　五、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条，修改为：“侵占、破坏中等职业学校的校舍、场地、设备、财产，干扰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秩序，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

　　（1995年3月31日宁波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5年4月2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根据2004年5月29日宁波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04年7月30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0年4月28日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2010年7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中等职业教育是指本市所属就业前的中等专业教育、中等技工教育和职业高中教育。

　　第三条中等职业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县（市）人民政府应将中等职业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保证质量，积极发展。

　　第四条 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是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依法应尽的义务。

　　鼓励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举办中等职业教育和捐助中等职业教育。

　　第五条中等职业学校必须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办学方向，培养中初级专业人员、技术工人和其他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

　　第六条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组织应执行国家关于“先培训、后就业”的就业制度，优先录用和聘用专业对口或专业相近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第二章 办学和职责

　　第七条 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多渠道、多形式的办学体制：

　　（一）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办学；

　　（二）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办学；

　　（三）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办学；

　　（四）社会多方面力量联合办学。

　　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国外人士与本市合作办学，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在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中的主要职责：

　　（一）制定规划、政策并组织实施；

　　（二）鼓励、支持各方面力量办学；

　　（三）为国家所办学校筹措经费，提供基本办学条件；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五）建设示范性学校。

　　第九条行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自办或联合举办中等职业学校。鼓励大型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依法举办中等职业学校，其他企业事业组织可以参加联合办学。行业组织和企业所办的中等职业学校，主要为本行业、本企业培养中初级专业人员、技术工人和其他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

　　企业事业组织应接受对口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生产实习，并按有关规定提供技术指导、劳动保护和必要补贴。”

　　第十条 联合办学的各方应签订联合办学协议，严格履行协议的规定。

　　第三章 领导和管理

　　第十一条 中等职业教育实行市和县（市）人民政府领导下各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

　　第十二条 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应按照职能分工做好中等职业教育的管理工作：

　　（一）教育部门主管全市中等职业教育工作，督促检查有关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的贯彻实施，综合管理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高中，并对学校进行检查评估；

　　（二）发展和改革部门会同教育、人事、劳动等有关部门做好中初级人才需求预测，编制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年度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就业指导计划；

　　（三）劳动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协调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组织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技术等级考核鉴定工作，综合管理技工学校，并对技工学校进行检查评估；

　　（四）财政部门根据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和实施步骤，相应安排中等职业教育经费，指导并监督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多渠道筹集资金；

　　（五）行业组织负责管理所属中等职业学校，指导本行业的中初级人才培养工作，协助教育部门做好中等职业教育的协调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自办的中等职业学校，由举办单位自行管理；企业事业组织与其他方面联办的中等职业学校，联办单位应参与管理。

　　第十四条中等专业学校的设置或撤销应经市教育、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家和省教育、发展和改革部门备案。

　　技工学校的设置或撤销应经市劳动、发展和改革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省劳动、发展和改革部门备案。市区的职业高中的设置或撤销，应经市教育部门批准，县（市）职业高中的设置或撤销，应经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市教育部门备案。民办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的设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审批。

　　第四章 教学和设施

　　第十五条中等职业学校必须具备与学校性质、任务、规模相适应的校舍、师资、经费、仪器设备、图书资料、体育设施和实验、实习场地等办学条件。

　　第十六条中等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应适应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城市应适应提高企业技术、管理水平和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农村应适应调整产业结构，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发展乡镇企业，开展劳务输出，促进农民劳动致富的需要。

　　第十七条中等职业学校应以教学为中心，坚持教学和生产相结合、教学和科学技术的推广服务相结合，重视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教学，突出职业技能和社会实践的训练，加强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教育。

　　第十八条中等职业学校自主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秩序，不得侵占、破坏或移用中等职业学校的校舍、场地、设备、财产。

　　第五章 校长和教师

　　第十九条中等职业学校校长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职业教育事业，有教育工作经历，熟悉专业，掌握一定的教育理论，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

　　第二十条 中等职业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

　　校长的任期一般为三至四年，可以连任。

　　第二十一条 校长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二条 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应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师德修养，为人师表。

　　中等职业学校的文化和专业理论教师，应具有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专业理论教师还应具有本专业的生产、业务实践能力。

　　实习、实验指导教师应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具有相应的技术业务水平。

　　不具有规定学历的现任教师，应按照国家规定，通过进修在规定期限内取得合格学历。

　　第二十三条 中等职业学校可聘请符合条件的在职或离退休科技人员、技能突出的人员担任兼职或专职教师。

　　科技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前提下，可在中等职业学校兼职和兼课。

　　第二十四条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工作需要，评聘现岗位的专业技术职务，并可通过参加全国统考，获得其他专业技术资格。

　　第二十五条 办学单位和学校应为教师的在职学习和进修、培训提供必要条件。

　　第六章 招生、考核和就业

　　第二十六条 中等职业学校主要招收已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毕（结）业生，学制一般为三年，少数专业经批准可适当缩短或延长。

　　第二十七条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修业期满，学校应对学生德、智、体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经考试考核合格，发给经教育部门或劳动部门认可的毕（结）业证书。

　　中等职业学校的毕（结）业生，所学专业有国家颁布的技术等级标准的，由劳动部门组织技术等级考核鉴定，合格的发给相应技术等级证书。

　　毕（结）业证书和技术等级证书是中等职业学校毕（结）业生就业及就业后享受待遇的主要凭证。

　　第二十八条中等职业学校毕（结）业生就业，遵循面向社会需要，公平竞争，自主择业的原则。教育部门和劳动部门应当按各自职责为毕（结）业生提供就业服务。

　　第二十九条有关部门和单位对面向农村的中等职业学校毕（结）业生，应在承包土地，发放贷款，获得农业生产资料，领取工商营业执照等方面予以优先照顾。

　　第七章 经 费

　　第三十条中等职业教育所需的经费，通过各级人民政府拨款，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合理负担，办学单位自筹，受教育者缴费，校办产业创收，社会捐资等多种渠道筹集。

　　第三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和业务主管部门应保证并逐步增加对所属中等职业学校事业拨款，使在校生人均职业教育费和公用经费逐年有所增长。

　　第三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安排中等职业教育补助专款。

　　教育费附加按规定拨给中等职业教育的部分，由教育部门按规定用于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第三十三条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应按规定缴纳学费和杂费。学费和杂费的收取标准由市、县（市）教育、劳动、物价部门在省规定的项目和收费幅度范围内提出实施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四条 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及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国外人士捐资助学。

　　第三十五条 中等职业学校财务管理应接受教育部门监督和审计部门审计。

　　第八章 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六条 对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市、县（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忠于职守，为推行中等职业教育改革、提高办学质量作出显著成绩的校长和学校工作人员；

　　（二）热爱中等职业教育，为人师表，为提高教学质量作出显著成绩的专职、兼职教师；

　　（三）积极为中等职业学校输送、培养师资，资助经费和提供设备，开展中等职业教育科学研究，为中等职业教育作出显著成绩的行业组织、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

　　（四）为维护中等职业学校的合法权益作出显著成绩的部门和个人；

　　（五）经检查评估，办学水平高、社会效益显著的中等职业学校。

　　第三十七条 有违反本条例行为之一的，分别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移用学校校舍和场地的，由教育或劳动部门会同土地、房产等有关部门责令其限期退还，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

　　（二）未经批准开办中等职业学校的，由教育或劳动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其补办手续，不具备办学条件的，责令其停办，并没收非法所得，其所发的学历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不予承认；

　　（三）未经批准撤销中等职业学校的，由教育或劳动部门责令其恢复；造成损失的，责令其赔偿损失；

　　（四）中等职业学校违反规定颁发的学历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由教育部门或劳动部门责令其收回，并没收非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有关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应出具处罚决定书。

　　第三十八条 不履行联合办学造成损失的，由违反协议的一方负责赔偿损失。

　　第三十九条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不履行相应职责和义务，由市或县（市）人民政府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批评或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侵占、破坏中等职业学校的校舍、场地、设备、财产，干扰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学秩序，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