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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蒙古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２年５月９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经过友好协商，为了有效防止植物检疫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促进和发展两国在植物检疫方面的合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领土上调查农业和林业作物感染本协定附件中所列的植物检疫性病、虫、杂草（以下简称“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化学、生物、农业的各种方法）以控制或肃清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发源地。

　　第二条　缔约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通过植物和植物产品或其他途径将本协定附件所列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对方领土。

　　第三条　本协定的执行单位：
　　中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总所。
　　蒙方为蒙古国农牧业部植物保护和植物检疫局。

　　第四条　缔约一方对输往缔约另一方的植物和植物产品须进行认真检查，并由输出国官方检疫机关出具检疫证书，证明其不带本协定附件所列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但不排除进口国有权对进口植物和植物产品进行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缔约双方进行贸易时，包装材料要避免利用稻草、稻糠、叶子和其他未经加工的植物材料，可利用木屑、刨花、纸等。
　　双方进口的植物不得带有土壤。

　　第五条　缔约双方交换的一切植物和植物产品，包括赠送、科学交流、外交使团和其他代表机构使用的，也必须遵守本协定。

　　第六条　从缔约一方输往缔约另一方运载植物和植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应认真清扫。如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污染时，要进行消毒处理。
　　缔约一方输出的植物和植物产品从缔约另一方过境时，须附有植物检疫证书。

　　第七条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领土上指定边境检疫所，对输出、输入和过境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进行认真检查，防止传带检疫性有害生物。

　　第八条　缔约双方同意：
　　１．交换有关植物检疫的法律、规定、制度以及科研成果。
　　２．相互通报在缔约双方边境地区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调查结果和所采取的防止措施的情况。
　　３．当缔约一方发现新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时，须及时通知缔约另一方。如果双方认为必要时，可共同进行防治。

　　第九条　经缔约双方同意，可对本协定附件中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进行修改和补充。

　　第十条　为解决本协定执行中的实际问题，交流两国植物检疫方面的科研成果和工作经验，经缔约双方协商后，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可派专家互访和轮流在两国召开会议。国际旅费由派出一方自理，专家访问和会议期间的食宿、交通费由东道国负担。

　　第十一条　根据本协定进行的各项活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各自的植物检疫法律和法规。
　　本协定的条款同缔约各方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植物检疫协议和参加国际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组织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无关。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的法律程序并书面相互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后开始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期满前六个月，缔约任何一方未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顺延五年。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九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蒙古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如缔约双方对本协定在解释上有分歧，应以英文为准。
　　注：附件略。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于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蒙　古　国　政　府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马忠臣　　　　　　　　　　　　扎·乔音霍尔
　　　　（签字）　　　　　　　　　　　　（签字）
富贵分离与现代法治

2000年9月13日 00:07 郝铁川
　　据美国传媒报道，克林顿总统及其夫人希拉里多年来欠下的律师费高达1100万美元，这对第一夫妇可能在离开白宫时背上7位数的债务负担。克林顿夫妇自1993年起便拥有法律援助，当时夫妇俩因“白水事件”而成为调查对象。今年上半年，一部分美国人同情克林顿夫妇官司没完没了的痛苦，慷慨解囊资助共95万美元，使得这个于1998年成立的基金会总共获得800万美元的捐款。然而，这些远远不够为克林顿夫妇清偿所有的律师费。
　　堂堂的一国总统，竟然有1000多万美元的债务，这在古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古代的国王，哪一个不是国家最富的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根本不会背一身债务。在古代社会，政治上“贵”的人，必定是经济上“富”的人；经济上“富”的人，也必定是政治上“贵”的人。富贵合一，这是那时的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所以，才会出现“当官发财”、“争权夺利”的语句。
　　然而，在市场经济社会，由于经济资源、财富按市场竞争原则来配置，政治地位、资源按民主选举原则来配置，因此，富贵分离了，即：富者未必就是贵者，贵者亦未必是富者。现今美国最大的贵者当属总统克林顿，最大的富者则是比尔·盖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教育他的部长和其他官员：想发财，就别来当官；想当官，就别想发大财。西方国家的公务员法律、法规大都规定，公务人员不得经商，并且要定期申报个人财产，如果财产收入不合理、来历不明，则以贪污罪论处。
　　富贵分离，实际上就是权钱分离。现代法治社会绝对少不了这一法则，因为：
　　第一，有利于增大社会安全系数。经济资源由市场来配置，政治资源由民主来配置。经济出现问题了，官场未必就同时感冒发烧。官场出现问题了，经济未必就相应一败涂地。但在古代社会，由于富贵合一、权钱相连，因此就容易出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飘忽不定的情况。
　　第二，有利于遏止腐败。富贵分离，权钱分离，使贵人不便直接凭借政治权力掠夺不义之财，富人不便直接凭借财富夺取政治权力。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但比富贵合一、权钱相连的体制有利于遏止腐败。因为，如果是有权就有钱、有权就有钱，那么，搜刮民脂民膏将变得十分容易！
　　第三，有利于权力制约机制的培育和生存。法治离不开权力与权力之间、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制约。这种制约需建立在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基础之上。一个社会，如果一部分人热衷于到市场上赚钱，而无暇，也不屑于去当官，但又担心当官的人会利用政治权力掠夺自己的财富，那么，这部分人肯定就要想方设法利用法治去管住当官的人滥用权力，并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宪法、行政法等现代法律不都由此而来吗？
　　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富贵、权钱分离的体制传统，因而常常导致政治一“感冒”，经济马上就“打喷嚏”。例如，“文革”十年政治动乱，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还常常导致腐败之风难以遏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朱孝清同志在《改革是遏制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一文中指出，反复出现问题，就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问题，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体制性原因之一，就是党企、政企不分（我认为其实质就是富贵、权钱不分）。一些党政干部插手企业具体事务；企业遇到问题也往往不找市场而找党政领导。在此过程中，有的领导人乘机弄权索贿；一些企业为了在计划、项目、资金、进出口许可证、土地划拨与批租等问题上寻求支持，就向党政干部送钱送物，腐败由此而生。
　　其实，富贵分离，于人的身心健康也是大有益处的。富人可以集中精力去赚合法、合理的钱。贵人可以集中精力去处理社会事务，如此分工，一心不二用。这不比富贵合一体制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潇洒吗？快点彻底实行政企分开吧，快点让不必要的行政权力从市场退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