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省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
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６６号
《河南省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已经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７日省人民政府第１３７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 李克强
２００２年３月１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管理和监督，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防止腐败，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下称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从事采购活动及对政府采购活动实施的管理和监督均应遵守本办法。
前款所称的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以及国内外政府性贷款、赠款。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是指采购人使用财政性资金，以确定的方式和规范的程序获取商品、公共工程（基本建设工程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施行）和服务的行为。
第四条 政府采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效益和维护公共利益的原则。
第五条 省财政管理部门负责全省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拟定和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二）编制省级政府采购目录、年度政府采购预算和计划；
（三）审查进入省级政府采购市场招标中介机构的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和供应商的条件；
（四）收集、发布和统计政府采购信息；
（五）组织政府采购人员的培训；
（六）处理政府采购中的投诉事项；
（七）办理其他有关政府采购的事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称政府采购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政府采购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第六条 本省实行政府采购目录分级审批公布制度。
政府采购管理部门编制的年度政府采购目录，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同时公布上一年度政府采购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编制政府采购目录应当根据国家规定和本省实际，逐步扩大政府采购内容和范围。
第七条 采购人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根据政府采购目录编制单位政府采购预算和计划，按政府采购程序组织或委托办理采购活动，参加评标，与中标供应商订立合同，负责货物验收。
第二章 政府采购方式
第八条 政府采购采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等集中采购与分散采购相结合的采购方式，具体适用条件和程序由省政府采购管理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另行制定。
第九条 招标采购可以由采购人委托具有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招标中介机构代理采购。
采购人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的，经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同意，可以按照招标投标程序自行组织采购。
第十条 纳入省级政府采购目录，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实行招标采购：
（一）单项或批量在１０万元以上的物品；
（二）投资额在３０万元以上的非生产性修缮工程；
（三）合同价值在１００万元以上政府投资的公共工程中所需的适宜招标采购的设备；
（四）同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定点服务采购。
市、县招标采购的金额标准由同级人民政府制定，但不得高于省级政府采购目录规定的金额标准。
第十一条 中央财政下达政府采购目录范围内的专项拨款和政府性贷款，除特殊规定外，一般由省统一组织采购。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实行招标采购：
（一）涉及国家安全和秘密；
（二）因不可抗力因素急需的采购；
（三）只有唯一的供应商；
（四）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另有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 国际招标采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
使用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外国法人、其他组织及其个人的贷款或者赠款进行采购，贷款方或赠款方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第三章 政府采购程序
第十四条 政府采购程序主要包括编制和批准政府采购预算，确定和执行采购方式，订立和履行采购合同，验收和资金支付。
第十五条 采购人需要采购的，根据政府采购目录、采购计划和采购预算就采购项目的名称、数量、质量、规格、技术要求和交付使用时间等内容向政府采购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政府采购管理部门自收到采购申请１５日内作出答复。
第十六条 政府公开招标采购应依照公告、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决标、订立合同、交付、验收、结算、监督检查等主要程序进行。具体招投标规则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由省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 政府采购合同内容应当包括采购商品、工程或者接受服务的名称、数量、面积、规格、质量、性能、标准、价格（酬金）等以及履行合同的时间、地点、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内容。
政府采购合同自订立之日起７日内，采购人应当将合同副本报同级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政府采购合同为持续供货合同的，其履行期限不得超过１２个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九条 采购人应当依照合同约定，组织对供应商的履约验收。验收合格并经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审核无误后，由财政部门向供应商直接支付货款。
第四章 政府采购管理和监督
第二十条 招标中介机构申请政府采购招标代理业务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设立并具备招标代理资格的法人，且具有良好的信誉和财务状况；
（二）在申请政府采购招标代理业务前３年内，未发现法人、法定代表人和财务主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没有被停业整顿及主要管理人员没有职业犯罪的记录；
（三）熟悉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有１／３以上的人员接受过省级以上政府采购的业务培训；
（四）具有一定数量能胜任工作的专业人员，其中中级职称以上的经济、技术、法律专业人员应占机构人员总数的６０％以上，且具有一定比例的高级职称；
（五）具有较完善的供应商信息、招标投标业务资料库及完成政府采购代理业务的能力。
第二十一条 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本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者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他组织和个人；
（二）具有良好的资金能力和财务状况；
（三）具有良好的履行合同能力和良好的履约记录；
（四）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具有良好的信誉；
（五）在申请政府采购活动前３年内没有重大违规行为，主要管理人员没有职业犯罪的记录。
第二十二条 政府采购实行回避制度。采购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应当自行回避，供应商或者其他人也可以要求其回避。
第二十三条 政府采购招标中介机构，不得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国家机关有行政隶属关系或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益关系。
政府采购管理部门不得参与政府采购过程中的具体商业性活动。
第二十四条 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的内容是：
（一）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执行情况；
（二）政府采购计划和预算的执行情况；
（三）政府采购范围、采购标准、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
（四）政府采购合同的履行情况；
（五）其他应当监督检查的内容。
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提供监督检查所需要的资料，协助政府采购管理部门依法履行职责。
第二十五条 政府采购活动应当接受审计、监察等部门和社会的监督。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政府采购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对政府采购活动中发现的问题，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及时处理。
第二十六条 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发现正在进行的采购活动严重违反本办法规定，可能给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或者导致采购无效的，应当责令采购人中止采购，并依法及时作出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采用招标方式采购的，招标中介机构已对其采购项目开展工作，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撤回其采购申请或者拒不与中标人签订采购合同，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采购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采购人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政府采购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供应商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采购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其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并予通报：
（一）应当采取招标采购方式而未招标的；
（二）采购内容与采购申请不相符的；
（三）委托不具备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招标中介机构办理招标采购业务的；
（四）与招标中介机构或者供应商违规串通的；
（五）开标前泄露标底的；
（六）开标后与投标人进行协商谈判的；
（七）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无正当理由不与中标人签订采购合同的。
第二十九条 供应商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责令改正；处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或２年内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给采购人或其他供应商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的；
（二）提供虚假投标材料的；
（三）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四）与采购人或招标中介机构违规串通和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五）开标后与采购人或招标中介机构进行协商谈判的；
（六）中标后无正当理由不与采购人、招标中介机构签订采购合同的。
第三十条 招标中介机构违反本办法，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无效，由政府采购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给采购人或供应商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的，暂停直至取消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提供虚假材料骗取政府采购业务代理资格的；
（二）超出代理权限进行政府采购业务的；
（三）与供应商违规串通的。
第三十一条 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十一条规定，审查确定招标中介机构或供应商条件的；
（二）对采购人的采购申请未在规定时间内做出答复的；
（三）对当事人的举报或投诉逾期未做处理的；
（四）批准不具备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评标能力的采购人自行办理招标采购的。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不服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做出的处罚决定，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５日起施行。
李奋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
去年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二稿。二稿在不少方面比一稿有所进步。但是,在近亲属作证的问题上则没有任何的变化:“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上述关于“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规定,被不少媒体认为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亮点之一。有些人可能都没有来得及细读这个条文的内容就兴奋地将其上升到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高度来解读,并力求从“本土资源”(中国法律传统中有“亲亲相为隐”的规定)和“他山之石”(不少据说已经高度法治化的国家都有亲属作证豁免的立法或判例)中挖掘素材来论证这个规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现在,媒体对该规定的关注已经明显降温。所以,我写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很多人对这个规定的解读是过度的乃至是错误的。这里我将侧重论证,这个规定即使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其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要提醒读者反思,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究竟有哪些是无法实现而只适合观看的权利,以期对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有所裨益。
之所以说这个规定的意义微乎其微,是因为,在中国刑事审判中,存在着陈瑞华教授曾经指出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在此种审判方式下,法官不仅在开庭前要充分研读案卷,庭后仍然要反复研读案卷,从而既不可避免地使法官对案件形成预断,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法庭审判本身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究竟还有多少耐心去费时费力地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来出庭证明他认为已经胸有成竹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证人出庭与否并不影响其证言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又哪里会有动力去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作证呢?所以,中国的刑事法庭上鲜见证人,板子不应至少不应主要打到证人身上。相应地,靠法院强制证人出庭或许并不能真正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
如果说,将来法院对不愿意出庭的普通证人都不会轻易采取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出庭作证的话,那么赋予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豁免权这个乍看起来比较人性的制度设计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呢?在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与否都不影响其证言效力的情况下,又哪里能够真正维护亲属之间的信任关系呢?因为,作为被追诉人的近亲属,只要他(她)向控方做出了对被追诉人不利的证言,只要这个证言在法庭上被宣读并最终被采纳,都不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许多人所担心的放纵犯罪的结果。这哪里有“亲亲相位隐”的影子呢?又怎么能够颠覆“大义灭亲”呢?
问题可能还不在于这个规定的意义不大。我担心的是,如果这个规定被曲解的话,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规定,证人证言如果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这里的证人证言,显然既包括普通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也包括被作为证人的被告人的近亲属提供的证言。这意味着,即使是被告人的近亲属,其如向检控方提供过证言,如果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辩护方也有异议,那么,法院在认为该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是应当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只不过,出庭不出庭全凭被告人近亲属的自愿。在其拒绝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既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手段,也不能对其适用拘留措施。这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对质权的实现。
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在不少案件中,被告人的近亲属都做出了对其不利的证言。对于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有时被告人还是有着不同意见的。但是,大都因为其近亲属的不出庭而无法对其展开有效质证。我推断并相信,有些近亲属之所以没有走向法庭,并不是其不同意,而是根本得不到法院的准许。因为,基本的社会常识告诉我,绝大多数被告人的近亲属是不愿意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其之所以会选择向检控方作证,多多少少都带有“强迫”的性质。这些被“强迫”做出了不利于自己近亲属之陈述的证人大多是愿意走向法庭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推翻”之前不太情愿做出的证词。但是,他们的出庭要求几乎不太可能得到法院的许可。典型的例证就是,在很多贪贿案件中,近亲属作证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出庭作证的案例我却素未耳闻。而且,即使其真的走向法庭并做出新的陈述,法官通常来说也不会相信至少也不会轻易相信(所以,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界,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真正决定被追诉人命运的诉讼阶段,是侦查而不是审判)。
基于这种司法现状,我有理由担心,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有可能甚至必定会发生假借不得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之名来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的情况。而确保被告人的对质权,这无论如何都是维护公正审判的最低要求。在公正审判和家庭伦理之间,我想,最需要维护的还是公正审判的价值。也因此,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可以这样说,刑事诉讼法经此次大修,若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算得上是“重大突破”了。
现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箭在弦上。我们在反思“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这个权利之余,似乎还有必要认真检索,在我们的刑事诉讼中,究竟还有哪些权利只适合观看而实际根本无法实现?结尾之际,我先带头举个例子。在我看来,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就是这样的权利。按照该条的规定,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显然,这个权利,根本就不具有实现的可能。在中国的侦查讯问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整个的讯问节奏实际上完全控制在侦查人员手中,因而,“问题”是否“与本案有关”,判断权不可能掌握在处于绝对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手中。如果有谁真的认真对待这个权利,其结局或许更为悲惨。
所以,法律人在考虑引入某项权利时,既要认真研究是否真的需要在法律上设置这个权利,还要深入思考实现这项权利的条件(包括但远不限于制度条件)。这样的立法,才有可能更科学,也更可能得到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