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打”中死刑的合理控制
秦德良
[摘要] 我们有必要站在理性的、人道的高度正确理解死刑的作用；“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无必然联系；最后，从法理念和法技术角度提出了“严打”中合理控制死刑的措施。
[关键词] 死刑的作用 “严打” 合理控制
“严打”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1983年、1996年、2001年三次大规模的“严打”斗争中，死刑适用率远比非“严打”期间高，严禁滥杀，防止错杀，成了“严打”期间应特别注意的问题。本文从死刑的作用，“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的关系入手，分析“严打”期间为什么要控制，怎样合理控制死刑。
一、正确理解死刑的作用
刑罚之于已然之罪，表现为惩罚，惩罚之功能表现为报应；刑罚之于未然之罪，表现为教育，教育之功能表现为预防。[1][P359]这是我国学者对刑罚属性、功能和目的的权威看法。在刑罚日益朝人道方向发展的潮流下，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方法，它在实现报应和预防方面的作用我们应如何理解呢？
第一，从死刑演进史来看。“死刑是往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习惯的表现”[2][P352]“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3][P92]死刑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氏族的血亲复仇权，血亲复仇权后来进一步发展为私人复仇权。国家形成后为国家死刑权所取代，并由此形成以死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欧洲近代人权意识勃兴，促使这一体系向自由刑为中心转变，当代西方国家出于对人的生命价值与人的自由的尊重，使得这一体系向财产刑为中心方向发展。古今中外刑罚体系的演进史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死刑从滥用到慎用乃至取消其适用，从占据刑罚体系中心位置到每况愈下，乃至今日面临被逐出刑罚体系的变化史。死刑所面临的厄运是对死刑作用的最好说明，它表明死刑的报应和预防作用极为有限，以至为尊重人权、尊重人的生命价值，这一作用甚至可以不予以考虑。因而我们在理解死刑作用时不能仅仅从现实功利的角度出发，更重要的是要从人权和人道主义的理性高度去透视。从贝卡里亚开始持续三百余年的死刑存废之争，围绕死刑是否必要、是否正义而展开，前者是“死刑存废的功利之争”，主要围绕死刑的威慑力、预防犯罪的效果、对社会稳定的作用而展开；后者是“死刑存废的人道之争”，主要围绕死刑是出于人的本能报复还是伦理正义的必然要求以及死刑适用是否违背人道主义而展开。死刑的演进史雄辩地证明了“死刑存废的功利要求应当服从于人道要求。”[4][P137]目前世界上没有死刑及不处死刑的国家共85个，在全球180个国家中占47%，保留并执行死刑的国家共95个，占53%。[4][P140]这说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已成为一种国际潮流，死刑所能发挥的功利作用越来越遭到人们的质疑与否定。
第二，从死刑的功利作用来看。首先，以死刑作为对罪犯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一种报应，实际上也仅仅是一种以恶害报以恶害的有节制的报复，“是一场国家同一个公民的战争，因为它认为消灭这个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5][P45]适用死刑本意是要“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然而它“却安排一个公共的杀人犯”[5][P49]所以有人甚至认为死刑“只不过是整个民族进行的隆重的谋杀行为而已。”[6][P70]以死刑惩罚、报应罪犯其所真正发挥的现实功能之一是满足民众基于本能的报应观念，平息民众的复仇心理，然而以剥夺罪犯生命权来迎合民众的情绪性的报应要求不是理性的、人道的态度，并且惩罚罪犯完全可以用无期徒刑代替死刑。其次，就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而言，死刑从肉体上彻底剥夺了罪犯的再犯能力和再犯可能性，因而是最有效的特殊预防手段，这也是死刑所真正发挥的又一重要现实功能，同时这也是重刑主义者重视死刑的原因。然而以死刑为特殊预防手段不符合刑罚人道的潮流。贝卡里亚早就指出只有在不处死罪犯就不足已防止他危害国家安全或者不足以预防他人犯罪的情况下才可适用死刑。[5][P45-46]所以死刑的特殊预防作用不宜过分强调。最后，就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而言，一般认为，死刑以最大的威吓力与震慑力通过对潜在犯罪人、受害人及其他守法公民产生死刑威慑的心理效应，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然而，死刑威慑的心理效应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和实证根据。死刑这种“酷刑的场面给予人们的常常是一付铁石心肠，而不是教人悔过。”[5][P49]实际上，死刑的一般预防作用往往收效甚微。以我国为例，与1982年刑事立案数相比，在1983年“严打”开始后的8年中，凶杀案平均每年递增30%，强奸案每年递增近20%，伤害案每年递增35%，抢劫案每年递增近3倍。[7][P37]从上述三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报应与预防是死刑得以存在的两个支撑点，“民众为了满足报应观念而呼吁死刑；统治者为了遏制犯罪而适用死刑。大家的要求不谋而合，都认为万万不可没有死刑。”[8][P102]死刑虽有一定的功利作用，但是它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能夸大、更不能强调这种作用，因为我们一旦站在理性的、人道的高度就会发现，死刑是对人自身的生命价值的否定，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所以我们在理解死刑的作用时，首先要坚持刑罚人道原则，坚决否定夸大死刑功利作用的重刑主义观点。
第三，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来看。首先，犯罪社会学认为犯罪产生有复杂社会根源，不是单靠重刑就能有效控制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犯罪是社会的必然现象，“是社会健康的一个因素，是健康的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9][P84] “犯罪也有年终平衡，其增多与减少，比国民经济的收支还有规律性”。[10][P5] 以刑罚控制犯罪本来就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治标之策，盲目地以死刑去控制犯罪更是南辕北辙之举。其次，从刑法的社会学观点看，一个社会成功的犯罪控制系统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伦理道德各子系统互相作用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刑法作为法律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以刑罚为“剑”，调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后盾法”。随着对犯罪发展的科学揭示，随着对“任何惩罚都是伤害，所有的惩罚都是罪恶。”[11][P493]的逐渐认识，刑罚在犯罪预防体系中的地位将逐渐下降，随之而来的更是死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的卑微乃至虚置，最终退出刑罚体系。当然死刑能否退出刑罚体系取决于一国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意识水平。我国由于经济基础，社会精神文化总体水平较低，特别是城乡差别较大，转型期严峻的治安形势、复杂的社会问题，淡薄的人权意识和生命意识以及“杀人者死”的报应观念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积淀，悠久的重刑主义传统使得我国在现阶段必然保留死刑，国际上的死刑存废之争在我国现实地、功利地表现为死刑的扩张与限制之争。最后，从刑法文化学观点看，刑罚制度是一种文化制度，旨在通过对刑罚的直接对象及潜在对象的教育而发挥建构法秩序的功能，而死刑制度是对这一文化制度的一定程度的否定，与日益重视人权保障尤其是犯罪人的保障的刑法文化潮流不相适应，因而我们应在刑罚人道原则指导下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适用。
二、法治下的“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无必然联系
“严打”是在执政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由各级执政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牵头，组织各级公、检、法部门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严打”突出两个“严”字，一是打击重点是严重犯罪活动；一是对严重犯罪活动的打击要严厉，坚决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稳、准、狠地打击犯罪分子。公、检、法在采取集中打击活动后，要抓紧进行预审、取证、深挖，努力做到快批捕，快起诉、快审判。凡是罪该重判的，要坚决依法重判；凡是依法该判死刑的，要坚决判处死刑。[12]三次“严打”期间被判处死刑的人数较非“严打”期间多，但这并不能得出“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有必然联系的结论。
第一，“严打”作为执政党中央针对特定严重刑事犯罪而提出的一项重要刑事政策，坚持“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依法从重从快方针与依法办事的法治原则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该方针是“为了更好地运用刑法所规定的量刑原则”，“也是为了有效实现刑罚目的。”[13]该方针说明“严打”是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是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因为“严打”作为一项刑事政策是现行刑事法律的政策化，它必须遵守现行刑事法律的规定。“依法”主要是依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特别是坚持刑法所确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保障犯罪人诉讼权利的原则。“依法从重从快”不是在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情况下的任意多捕，盲目从重，甚至对犯罪人随意加重处罚，也不是在违背诉讼时效，违背保障犯罪人应有诉讼权利原则情况下的随意从快。“依法从重从快”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适用刑罚，仍须严格遵守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实体与程序规定。法治下的“严打”必须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这一原则的内涵是：刑罚的轻重应与犯罪人所犯罪行相适应。对所犯罪行“依法该判处死刑”的，才“坚决判处死刑”；对“罪该重判”的才“坚决依法重判”。因而只要坚持罪行相适应原则，死刑适用不可能泛化，因为凡被判处死刑者一般都是其犯下了本身应该判死刑的罪，即使在非“严打”期间也可能被判处死刑，且由于“从重”主要针对“严打”的范围和对象，如2001年4月开始的“严打”主要针对有组织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对这几类犯罪人“从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死刑适用的增加，但从总体而言，因“从重”而升格为死刑者是少数，还谈不上死刑适用泛化。
第二，法治下的“严打”是我国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针对犯罪发展的高峰及时作出的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现了邓小平“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14][P350] 坚决打击犯罪的思想。犯罪发展呈现出波浪式运动的规律，因而在犯罪高峰期，针对几类严重犯罪实施严厉打击的刑事政策是建立在对犯罪动态变化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重要手段。因而针对犯罪发展高峰期的“严打”必然导致较大数量的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有一定数量的人被判处死刑，但只要严格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话，那么死刑在犯罪人刑种构成中的比例不可能比非“严打”期间高出多少，因为死刑类犯罪人与非死刑类犯罪人都在增长，因此“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无必然联系。
然而三次“严打”实践却给人们造成“严打”必然导致死刑广泛适用的感觉，尤其是83年“严打”杀人过多，让人立即将“严打”与死刑适用泛化联系起来，并直觉得出“严打”就是多杀人的结论。我们认为“严打”实践中造成的死刑适用泛化，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好地坚持法治原则，片面强调“从重从快”，过于迷信死刑的功利作用。
首先，肩负一方稳定大局的地方党政部门负责人由于他们亲自领导“严打”斗争，往往容易以领导者姿态恣意干涉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往往容易以行政命令取代法律，使得“严打”偏离法治方向；
其次，党政部门、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中迷信死刑万能的思想大有市场，他们希望通过“严打”多杀一些罪犯以遏制犯罪，保持地方稳定；
最后，由于部分司法机关在非“严打”期间搞“运动式执法”，使许多案件堆积到“严打”期间，普通群众深受犯罪之害，因而迫切要求多杀一些罪犯，这样民众的呼声与部分官员的要求和谐统一，进一步导致了滥杀多杀的倾向。“严打”实践中死刑适用泛化的倾向是完全背离“严打”本意的，“严打”必须坚持法治原则，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效防止“严打”期间以政治取代法律的倾向，可以防止“严打”演变为随意“厉打”的“警治”危险。
死刑适用太多是非常危险的。刑罚经济学告诉我们：死刑作为一种“投入”，其“产出”是对罪犯的惩罚和对其他人犯罪动机的抑制，然而这种收益遵循经济学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即随着死刑适用的增多，死刑的报应和预防作用递减 ，到一定数量上会出现负收益，即民众不但不对死刑犯以憎恶反而加以同情，所以我们必须严格控制“严打”期间死刑的适用。
三、科学把握死刑的适用
“从司法实践来看，死刑的裁量仍存在诸多难以令人满意的地方。其突出表现一是在司法实践中死刑的裁量存在过多、过滥的问题；二是死刑的裁量存在案件不平衡、时间不平衡、地区不平衡的问题。”[15][P95] “严打”期间，死刑裁量过多过滥及量刑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因而研究“严打”期间死刑的合理控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下面我们主要从刑事法理念和技术方面谈谈我们的不成熟的想法。
（一）树立科学的死刑观，限制、削减，逐步废除死刑
我国传统的死刑观基本上是一种奠基于死刑威慑基础上的重刑主义死刑观，认为死刑可以惩罚犯罪，平息民愤，有效预防犯罪。传统死刑观着眼于死刑的现实的、短期的功利作用，因而推崇、迷信死刑。科学的死刑观是站在理性的、人道的、尊重人权的高度看待死刑的功利作用，认为死刑与刑罚人道的刑法现代化潮流格格不入，与日益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与人权保障的人类文明更是背道而弛，因而死刑的功利作用不应被强调，对死刑适用应采取限制并逐步废除而非扩张的态度。
奠基于人权基础上的科学死刑观符合国际社会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的死刑改革潮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严重的罪行的惩罚……”，第6款规定“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约的任何部分为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我国已于1998年10月5日签署了这一公约。这一公约反映了国际社会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的死刑改革潮流，我国暂时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限制死刑的适用是完全可能也是应该的。
关于印发浙江省促进就业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浙江省促进就业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浙财社〔2011〕80号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局）（宁波不发）：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促进就业创业文件精神，我们制定了《浙江省促进就业资金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向我们反映。
附件：1．浙江省促进就业资金管理办法
2．年度促进就业资金预算表
3．年度促进就业资金情况表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二○一一年五月九日
附件1：
浙江省促进就业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促进就业资金管理，保障资金安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和省有关促进就业创业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省促进就业资金的筹集、使用、管理及监督。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促进就业资金，包括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内外等各种渠道筹集的，用于政府促进就业工作的各项资金（以下简称“就业专项资金”），以及在确保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待遇发放的前提下，失业保险基金用于预防失业、促进就业补贴的资金（以下简称“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就业经费”）。
第四条 促进就业资金坚持统一预算、统筹安排、专款专用的原则，严格按照相关规定的范围、标准和程序管理使用。
第二章 资金筹集
第五条 促进就业资金的筹集渠道主要包括：
（一）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的就业专项资金；
（二）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就业经费；
（三）上级转移支付补助的促进就业资金（包括省级失业保险调剂金安排用于促进就业的资金）；
（四）利息收入；
（五）其他渠道筹集的资金。
第六条 各地要根据当地就业状况和工作目标，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就业专项资金，并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就业资金的投入。有条件的地方，可将由财政安排的用于职业培训的各项补贴资金，统一纳入促进就业资金管理范围。
第七条 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就业经费的使用额度根据各统筹地区的基金承受能力确定。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出范围试点期间，在确保动用后的失业保险基金支撑能力在24个月以上的前提下，其使用额度为当地上年末失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30%。
第八条 省财政厅会同省人力社保厅综合相关因素，将中央下达和省级安排的促进就业资金通过转移支付，对市县给予适当补助。
第三章 资金使用
第九条 促进就业资金的使用范围包括：
（一）职业介绍补贴；
（二）职业培训补贴；
（三）社会保险补贴；
（四）公益性岗位补贴；
（五）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六）创业补助；
（七）高校毕业生就业补助；
（八）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九）扶持公共就业服务补助；
（十）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或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共同批准的其他支出；
（十一）经各地政府批准或县以上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同批准并报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备案的有关鼓励创业、促进就业的其他支出，包括创业项目开发、宣传等经费。
第十条 职业介绍补贴。职业介绍补贴的对象为登记失业人员、进城求职农村劳动者、退役士兵和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含困难家庭高校毕业生，下同）。具备资质条件的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可按经其就业服务后实际就业的上述人员人数及其相关证明资料向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职业介绍补贴。职业中介机构在申请职业介绍补贴时，按每位符合免费服务条件的人员每年享受一次职业介绍补贴计算，不得重复申请。
第十一条 职业培训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包括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和创业培训补贴等。
就业技能培训补贴的对象为登记失业人员、城乡就业困难人员、进城求职农村劳动者、退役士兵等。上述人员到定点职业培训机构参加职业培训的，根据其参加培训和就业状况，可向职业培训所在地职能部门申请职业培训补贴。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的对象为因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以及为培养紧缺工种技能人才而组织岗位技能提升培训的企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所需资金按规定先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不足部分可在严格标准和程序的前提下，给予适当补贴。
创业培训补贴的对象为有创业要求和培训愿望并具备一定创业条件的城乡各类劳动者（含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和高校毕业班的在校生）以及处于创业初期的创业者。其参加创业培训的，各地可按规定给予补贴。
各地要按照同一地区、同一工种补贴标准统一的原则，根据难易程度、时间长短和培训成本，以职业资格培训期限为基础，科学合理地确定培训补贴标准。每人每年只能享受一次培训补贴，不得重复申请。
第十二条 社会保险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包括企业（单位）社会保险补贴和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办法。
企业（单位）社会保险补贴的对象为吸纳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和录用见习期满应届高校毕业生的企业（单位）。对各类企业(单位)招用（包括在公益性岗位安排）城乡就业困难人员，与之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企业（单位）为其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给予补贴。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到退休以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对企业（单位）录用见习期满的高校毕业生而为其补缴的见习期间养老保险费用（不含个人缴费部分）给予补贴。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对象为就业困难人员。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申报就业并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给予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补贴，补贴数额原则上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到退休以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第十三条 公益性岗位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的对象为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对在公益性岗位安排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单位，按其实际安排城乡就业困难人员给予适当额度的岗位补贴。公益性岗位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业困难人员可延长至退休外，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第十四条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的对象为登记失业人员、城乡就业困难人员、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和城乡创业人员。其通过初次技能鉴定（限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制度的指定工种）、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可向职业技能鉴定所在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申请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第十五条 创业补助。创业补助的对象为登记失业人员和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和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国家限制行业除外）的，可给予一定的创业补助。我省高校毕业生从事现代科技、创意、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及现代农业创业的，可根据其吸纳大学生就业情况，给予一定的专项创业补助。
第十六条 高校毕业生就业补助。包括高校毕业生见习补贴和综合商业保险补贴以及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补助等。各地对参加见习训练的高校毕业生，可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对见习单位为在见习训练期间的高校毕业生参加综合商业保险所发生的保险费用，实行补贴。大学生从事现代农业补助的对象和补助标准按其相关规定执行。
有条件的地方对毕业年度内本省籍高校毕业生到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就业（毕业年度指毕业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且其工资低于当地全社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每年可给予个人一定标准的就业补助，补助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
第十七条 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和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的对象为登记失业人员、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城镇复退军人、城乡创业人员和毕业两年以内的高校毕业生以及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在规定的小额担保贷款额度内，对城乡就业困难人员和城镇复退军人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国家限制行业除外）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由当地财政据实全额贴息（展期不贴息，下同）。对其他符合申请小额担保贷款的借款人，从事微利项目的，据实全额贴息；从事其他项目的，给予50%的贴息。对符合条件的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申请贷款的，给予50%的贴息。
第十八条 扶持公共就业服务补助。包括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补贴、基层就业和社会保障平台建设补助等。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补贴主要是对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正常运转的有关经费支出，包括计算机及网络运行、设备及软件购置、软件开发应用及服务支出等给予一定的补助。对未纳入财政补助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免费为符合条件的人员开展职业介绍、职业指导培训、档案代管以及就业失业动态监测等工作可以政府购买服务成果的方式予以支持。
第十九条 中央和省管理企业失业人员以及跨地区流动人员的就业工作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纳入企业或就业所在地政府的就业工作规划，所需资金由当地政府统筹安排落实，省级财政在进行转移支付补助时一并予以考虑。各地不得因隶属关系等原因将中央和省管理企业失业人员以及跨地区流动就业人员排除在就业优惠政策之外。
第二十条 上述促进就业资金各项支出中，符合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就业经费使用条件的，优先在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并按支出项目进行分类核算。
第四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级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促进就业资金的预、决算管理。
（一）年度终了前，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根据财政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有关编制要求，统筹考虑并提出本地区下年度促进就业资金预算，包括在财政预算中安排的就业专项资金和从失业保险基金预算中安排的促进就业经费，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分别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和失业保险基金预算，并严格按规定批准后的预算执行。除按规定要求及时向上级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送失业保险基金预算外，还需编报当地年度促进就业资金预算表（格式见附件2）。
（二）年度终了后，各级财政部门要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真做好就业专项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的决算工作。除按规定要求及时向上级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送就业专项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决算报表外，还需编报当地年度促进就业资金情况表（格式见附件3），并进行分析和说明。
就业专项资金年度终了如有结余，按规定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各统筹地区失业保险基金促进就业经费，在失业保险基金中按实列支。
第二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按规定将各种渠道筹集的就业专项资金及时转入“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管理，并进行专账核算。
第二十三条 尚未实行社保基金财政直接支付的地区，当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在国有商业银行开设“就业专项资金支出户”（简称“支出户”）。支出户的主要用途是：接收财政专户划入的需支付给申请者的有关补贴资金；暂存该账户的利息收入；支付补贴给申请者；划拨该账户资金利息收入到财政专户。支出户除接收财政专户拨付的补贴资金及该账户的利息收入外，不得发生其他收入业务。
第二十四条 各级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各项补贴具体标准，明确各项促进就业资金支出的申请、审核、拨付程序，建立健全促进就业资金内控制度。各项促进就业资金支出要严格按规定的审批程序报经批准。各项补贴支出应取得符合补贴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并严格审核把关。
第二十五条 促进就业资金不得用于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差旅费、会议费等应由部门预算安排的支出，严禁用于或变相用于房屋建筑物购建、交通工具购置等各项基本建设支出。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各级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能，加强促进就业资金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和完善促进就业资金支出绩效评估机制，努力提高促进就业资金使用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第二十七条 各级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建立和完善各项促进就业资金发放情况统计数据库系统，实现数据库管理和网络化管理相结合，切实加强业务数据和财务数据的基础管理。基础管理数据统一纳入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系统，通过建立享受各项补贴（补助）政策人员、单位的基础信息和数据系统，有效甄别享受政策人员、单位的真实性，防止出现造假行为，逐步实现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系统与财政部门互联互通。
第二十八条 各级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建立健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强化内部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严肃财经纪律，自觉接受监察、审计部门以及社会的监督检查。对截留、挤占、挪用促进就业资金，或擅自改变支出范围和标准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或个人，要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要依法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第二十九条 各级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及时掌握和通报有关情况，定期向上级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报告促进就业资金使用、享受政策人员等有关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对促进就业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全面或专项检查，共同研究解决促进就业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各市、县（市）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省财政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
第三十一条 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可根据就业形势变化、扶持政策的调整等情况，进行修订完善。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负责解释。如遇政策调整，本办法与其有抵触的，按新政策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后30日起执行。省财政厅、原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就业再就业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浙财社字〔2006〕37号）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