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国政府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为发展两国的经济合作，愿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鼓励和保护缔约国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国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并为之创造良好的条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在本协定内：
一、“投资”一词系指缔约国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后者领土内投资的各种财产，主要是：
（一）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利；
（二）公司的股份或该公司中其他形式的权益；
（三）金钱请求权或具有经济价值的行为请求权；
（四）著作权，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和工艺流程；
（五）依照法律授予的特许权，包括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二、“投资者”一词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设立，其住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的经济实体。
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方面，系指；
（一）具有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
（二）依照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法律设立的经济实体或其他法人。
三、“收益”一词系指由投资所产生的款项，如利润、股息、利息、提成费和其他合法收入。
四、“领土”一词系指缔约国根据其国内法所确定的领土以及根据国际法拥有主权、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领域。
第二条
一、缔约国一方应鼓励缔约国另一方的投资者在其领土内投资，并依照其法律和法规接受此种投资。
二、缔约国一方应根据其法律和法规为在其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国另一方国民获得签证和工作许可提供帮助和便利。
第三条
一、缔约国一方的投资者在缔约国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应受到公正与公平的待遇和保护。
二、缔约国任何一方应尽量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给予缔约国另一方的投资者的投资与其给予本国投资者以相同待遇。
三、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应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和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和保护。
四、本条第一款和第三款所述的待遇和保护，不应包括缔约国另一方依照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经济联盟、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和为了方便边境贸易而给予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的任何优惠待遇。
第四条
一、缔约国任何一方不应对缔约国另一方投资者在其领土内的投资采取征收、国有化或其他类似措施（以下称“征收”），除非符合下列条件：
（一）为了公共利益；
（二）依照国内法律程序；
（三）所采取的措施是非歧视性的；
（四）给予补偿。
二、补偿应按征收决定公布或为公众知道前一刻投资的市场价值为基础计算。若市场价值不易确定，补偿应根据公认的估价原则和公平的原则确定，尤其应把投入的资本、折旧、已汇回的资本、更新价值和其它有关因素考虑在内。
三、补偿应包括从征收之日至支付之日按初始投资所用货币适用的通用利率计算的利息。最终确定的补偿款额应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向投资者支付和允许汇回，并不得不适当的拖延。
第五条
一、缔约国任何一方应在其法律和法规的管辖下，保证缔约国另一方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并不得无故迟延，同时法律规定的财务义务应履行完毕，包括：
（一）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
（三）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
（四）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提成费；
（五）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
（六）有关承包工程的支付；
（七）在缔约国一方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国另一方国民的收入。
二、上述转移，应依照转移之日接受投资缔约国一方通行的汇率进行。
第六条
如果缔约国一方或其代表机构对其投资者在缔约国另一方领土内的某项投资做了担保，并据此向投资者作了支付，缔约国另一方应承认该投资者的权利或请求权转让给了缔约国一方或其代表机构，并承认缔约国一方对上述权利或请求权的代位。代位的权利或请求权不得超过原投资者的原有权利或请求权。
第七条
一、缔约国双方对本协定的解释或适用所产生的争端应尽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
二、如在六个月内通过协商不能解决争端，根据缔约国任何一方的要求，可将争端提交专设仲裁庭。
三、专设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缔约国双方应在缔约国一方收到缔约国另一方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之日起的两个月内各委派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应在其后的两个月内共同推举一名与缔约国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第三名仲裁员，并由缔约国双方任命为首席仲裁员。
四、如果在收到要求仲裁的书面通知后四个月内专设仲裁庭尚未组成，缔约国双方间又无其他约定，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提请国际法院院长任命尚未委派的仲裁员。
如果国际法院院长是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民，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此项任命，应请国际法院中非缔约国任何一方国民的资深法官履行此项任命。
五、专设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规则。仲裁庭应依据本协定的规定和缔约国双方均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缔约国双方具有拘束力。应缔约国任何一方的请求，专设仲裁庭应说明其作出裁决的理由。
七、缔约国双方应负担各自委派的仲裁员和出席仲裁程序的有关费用。首席仲裁员和专设仲裁庭的有关费用由缔约国双方平均负担。
第八条
一、缔约国一方的投资者与缔约国另一方之间就在缔约国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产生的争议应尽量由当事方友好协商解决。
二、如争议在六个月内未能协商解决，当事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国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
三、如涉及征收补偿款额的争议，在诉诸本条第一款的程序后六个月内仍未能解决，可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将争议提交专设仲裁庭。如有关的投资者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
四、该仲裁庭应按下列方式逐案设立：争议双方应各任命一名仲裁员，该两名仲裁员推选一名与缔约国双方均有外交关系的第三国国民为首席仲裁员。头两名仲裁员应在争议任何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提出仲裁后的两个月内任命，首席仲裁员应在四个月内推选。如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仲裁庭尚未组成，争议任何一方可提请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秘书长作出必要的委任。
五、仲裁庭应自行制定其程序。但仲裁庭在制定程序时可以参照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仲裁规则。
六、仲裁庭的裁决以多数票作出。裁决是终局的，对争议双方具有拘束力。缔约国双方根据各自的法律应对强制执行上述裁决承担义务。
七、仲裁庭应根据接受投资缔约国一方的法律（包括其冲突法规则）、本协定的规定以及缔约国双方均接受的普遍承认的国际法原则作出裁决。
八、争议各方应负担其委派的仲裁员和出席仲裁程序的费用，首席仲裁员的费用和仲裁庭的其余费用应由争议双方平均负担。
第九条
如果缔约国一方根据其法律和法规给予缔约国另一方投资者的投资或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较本协定的规定更为优惠，应从优适用。
第十条
本协定应适用于在其生效之前或之后缔约国任何一方投资者依照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和法规在缔约国另一方的领土内进行的投资。
第十一条
一、缔约国双方代表为下述目的应不时进行会谈：
（一）审查本协定的执行情况；
（二）交换法律情报和投资机会；
（三）解决因投资引起的争议；
（四）提出促进投资的建议；
（五）研究与投资有关的其他事宜；
二、若缔约国任何一方提出就本条第一款所列的任何事宜进行磋商，缔约国另一方应及时作出反应。磋商可轮流在北京和卢布尔雅那举行。
第十二条
一、本协定于缔约国双方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各自国内法律程序之日后下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有效期为五年。
二、如缔约国任何一方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有效期期满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国另一方终止本协定，本协定将继续有效。
三、本协定第一个五年有效期满后，缔约国任何一方可随时终止本协定，但至少应提前一年书面通知缔约国另一方。
四、第一至第十一条的规定对本协定终止之日前进行的投资应继续适用十年。
由双方政府正式授权其各自代表签署本协定，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一九九三年 月 日在卢布尔雅那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斯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出现解释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谷 永 江 洛依泽·佩泰尔莱
（签 字） （签 字）
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及其职业化研究
──以破产法律制度的目标价值为基础
黄锡生 黄金平*
（重庆大学，重庆400044）
摘 要：我国目前正酝酿出台新的《破产法》，有关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以破产法律制度所要实现的目标价值为研究出发点，系统分析了破产管理人应有的法律地位：中立性，专业化，长期独立性。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破产管理人职业化的观点，并就破产管理人职业化的制度构建进行了探讨，包括市场准入法律制度、资格管理法律制度、工资报酬法律制度、权利责任法律制度等。
关键词：破产管理人；中立性；专业化；独立性；职业化
Study on legal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izing
of bankruptcy administrative
──base on the final value of bankruptcy legal system
Huang xisheng Huang jinp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400044)
Abstract: With the new bankruptcy law being drawing up, the legal quality of bankruptcy administrator attract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the final value of the bankruptcy legal system,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 legal quality that the bankrupt administrator should be taken on, including neutralization, special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 author thinks the bankruptcy administrator should become a new special work, and the bankruptcy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come a new occupation. The author proposes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bout the legal system establishment of the bankruptcy administrator, such as marketing admission, qualification management, salary system and legal responsibility, etc.
Key words: bankruptcy administrator；neutralization；specialization；independence occupation
破产管理人，一般是指在破产程序进行过程中依法负责破产财产的管理、处分、清算事务，以及破产方案的拟定和执行的专门组织。对此，各国破产法或商法典中均有规定，但称谓各不相同。大陆法系国家一般称为“破产财产管理人”、“破产管财人”，英美法系国家一般称为“破产信托人”。[1]我国现行破产法则称之为 “破产清算组”，正在拟订中的新《破产法》草案则以“破产管理人”取代了“破产清算组”。鉴于国内外对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一直尚无定论，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一、国内外有关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学说的概述
破产管理人是破产程序中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始终参与破产程序的全过程，具体管理破产中的各项事务，其它机关或组织仅起监督或辅助作用。[1]因此，研究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或者说法律性质）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方面，有关破产法的其他诸多理论问题往往牵涉于此并回归于此才能找到答案；[2]另一方面，对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的考虑，直接决定着立法者对其职责的确定，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设计。正因为如此，这一课题一直是破产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不同的学者站在不同的理论视角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概括起来，国外主要有三种：一是“代理说”，代理说将民法上的代理人理论引入破产管理人之中，认为破产管理人实质上是代表被代理人的利益，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参与破产事务的代理人。该学说又因被代理人的不同而分为“破产人代理说”、“债权人代理说”和“破产人、债权人共同代理说”。二是“职务说”，该学说认为破产程序在法律性质上系带有公法性质的强制执行程序，破产管理人类似于执行机关的公务员，其行为是一种公务行为。三是“破产财团代表说”，该学说实质上是英美法上的信托说的概括，即认为破产财团具有相对的独立人格，破产管理人是破产财团的受托人，在破产人之外取得独立的地位,以破产财团所有权人的名义管理、变价和分配破产财产。
我国学者对于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也是各持己见，主要有以下几种：一为“特殊机构说”，其根据是现行破产法规定清算组系接管破产企业并对破产财产进行清算的特殊机构。二为“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说”，认为破产企业在清算过程中法人人格尚还存续，仍可成为权利主体，其法定代表人就是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的行为效力和诉讼结果均归属于破产企业。三为“清算法人机关说”，认为企业宣告破产后，可以破产财产为基础成立一种以清算为目的的法人机关。四是“双重地位说”，这一学说也是以我国现行破产法的规定为依据，认为破产清算组兼有“清算执行组织”和“独立民事主体”双重性质。五为“破产财团代表说”，即上述国外第三种学说的移植，其理论基础是虚拟的财团人格化，客体主体化。[3]
纵观国内学者的各种观点，其研究思路无非以下几种：一是以现有的各种学说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而推翻其它学说，得出自己的结论，如“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说”，“破产财团代表说”。[1]二是以现有的法律框架为出发点，通过对现行法律规定的实证分析，得出破产管理人在法律实践中实际具有的法律地位和性质，进而树立自己的观点，如“特殊机构说”，“双重地位说”。按照这种研究思路推导出来的各种学说虽有其合理之处，但总的来说大同小异，难有突破，往往陷入非此即彼、于理不通或者于实无据的尴尬境地。[2]基于此，笔者认为在研究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之前，有必要对研究的思路和视角作一全新的检讨：
一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对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作出定位时 ，没有必要对各种学说作出泾渭分明的划分 。因为各种学说之间往往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各有优点和缺陷，如破产财团说的不足恰是代理说和职务说的长处，而代理说与职务说的缺陷恰是破产财团说的优点。学说之间存在差异并不完全是对与错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各国国情及其法律体系的不同。
二是在研究的层次上，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进行界定，即考察其实然地位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完全囿于现有法律，相反，在酝酿出台新《破产法》的今天，注重研究其应然的法律地位可能更具实践指导意义。
三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应当以破产法的目标价值取向为出发点。因为说到立法，考虑的首要问题，一是为什么要立法即立法的目标价值取向问题，二是如何立法即具体的法律制度设计问题。立法目的决定着具体法律制度的设计安排，具体的法律制度也总是围绕立法目的而展开。破产法亦不另外，我们完全可以说，所有具体破产法律制度均以辅助破产法的功能价值实现为目标。破产法的目标价值取向，显然是我国具体破产法律制度研究和设计的一个重要基本点：一方面它制约着具体破产法律制度的结构，另一方面其实现又依赖于具体制度的运行。我们研究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最终的目的，是要合理建立作为具体破产法律制度之一的破产管理人制度。因此，研究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应单以各种学说为基础，更不能仅仅在现有法律中寻找答案，而应统一于破产法的目标功能价值取向，根据最大限度地实现破产法目标功能价值的需要进行科学的界定。下面，笔者试从这种思路出发，对破产管理人应有的法律地位作一探讨。
二、破产法的目标价值取向与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的一般分析
破产法是指当债务人出现清偿不能情况时，通过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来解决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中保障达到破产界限的债务人的全体债权人得到公平的最大限度清偿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主体退出市场的重要机制。在这一制度形成的早期或者说是不完善时期,各国追求的目标价值取向差异较大，有的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为要，有的坚持保护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并重，而我国1986年《破产法》则以保护和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为基本目标。[1]但随着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破产法律制度已日臻完善，其所体现的目标价值取向虽然由于地域等多方面的原因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总体上已趋于一致，特别是在最主要的几个方面，业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一是保护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破产进程中所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及时了结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三是规范破产活动，惩治违法行为。[2]
在破产程序中，法院作为居中裁判的国家机关，加上人力物力的限制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参与具体的、繁杂沉重的破产财产管理和清算事务。真正始终参与破产重组、和解、清算全过程，具体管理破产中的各项事务，且处于中心位置的法律主体，只有破产管理人。因此，破产程序能否顺利进行，破产法律制度的各项目标价值能否最终得以实现，都与破产管理人密切相关，而这些都要求破产管理人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和性质。
（一）破产法律制度“保护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破产进程中所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目标价值的实现，要求破产管理人具有中立性地位
应该说，破产制度的首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保护债权人利益，并在存在多个债权人的情况下，实现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受偿。因为当债务人出现清偿不能时，债权人仅仅依靠普通民事诉讼或者执行程序，往往旷日持久且极不稳定，难以有效实现债权。破产则可把债务人的现有财产倾囊而出，公平分与各债权人。正是基于这一点，学界把破产制度称为保护债权的最后一道屏障。保护债务人的利益 ，也是这一制度基本价值。各国法律均规定，法人破产后主体资格消灭，未能满足的债权不再清偿；在破产人为自然人的场合，许多国家都规定了免责制度；而且，许多国家还规定了重整制度，并允许债务人申请破产。所以说，现代破产制度并非全是对债务人不利的制度，它亦体现了维护债务人利益、为其提供东山再起机会的价值取向。一个企业破产，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企业职工，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非常重要，因此，各国法律都把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保费用列为破产费用之后的第一清偿对象。在涉及破产企业欠税的情况下，国家也是破产程序中的利害关系人之一，合法利益也需保护。除此之外，维护破产程序中取回权人、别除权人的合法利益，亦是破产法律制度目标价值的应有之义。由此可见，破产程序涉及的利益主体是多方面的，破产企业、破产企业职工、破产债权人、取回权人、别除权人，甚至国家，都是利害关系人。而且，各个主体的利益常常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状态。需要维护其利益的法律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利益之间排斥性，决定了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必须具有中立性，在破产程序中能够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处理破产事务。因为一旦有其自身利益牵涉其中，公正的天平就会发生倾斜，必然要损害部分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结果只能是与破产法律制度的目标价值背道而驰。这种中立性，一是指利益归结上的无关性，即破产管理人的得失必须不受破产程序中各法律主体实体利益变化的影响，其既不能是债权人的代表，也不能是国家机关的代表，更不能是债务人的代表，而只能是中立性组织。二是指职责来源上的法定性，即破产管理人处理破产事务时所享有的职权，不能基于法院或是某一主体的授权，而只能基于法律的规定；其要负的责任，是对法律负责，而不应是对法院或是其它当事人负责。
（二）破产法律制度“及时了结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目标价值的实现，要求破产管理人具有专业化地位
破产法律制度中的效率价值，通常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的效率，衡量标准是经济运行的规范有序；二是破产程序中处理各项事务本身的效率，衡量标准是在成本尽可能低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得到及时了结。前一层次效率的实现取决于后一层次效率的实现。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分工越来越细，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亦日趋紧密且环环相扣，在这种关系链中，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让一个已丧失生命力的企业继续存在，在无法公示其经营状况的情况下，易于造成交易陷阱，不明真相者一旦与之发生交易，便会陷入其中，倘又继续波及开来，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如三角债链），极不利于经济交往与发展。[1]故破产法律制度的合理运用能够较好地促进经济运行的安全和效率。而“合理运用”的要义之一，就是实现上述后一层次的效率，及时了结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而这一效率价值的实现 ，完全取决于破产管理人的工作效率。但在具体的破产程序中，破产事务往往异常繁杂；经历的程序一般包括重组、和解和清算；工作内容则既要对债权进行登记，又要负责破产财产的管理、清理、估价、处理和分配，有的还要进行诉讼活动；涉及的问题既有实质性的，又有程序性的，加之大量的法律事务和财会事务掺杂其间，技术性比较强。要高效完成上述工作，绝非普通组织所能胜任。这就决定了破产管理人必须专业化，必须是专门从事这一职业的组织：一是要通晓法律知识，熟知破产法的相关规定；二是要熟悉会计业务，具有管理财产的能力；三是要熟悉商业交易规则；四是要连续从事该项工作，具有相应的实践工作经验。否则，效率就无从谈起，破产法律制度的目标价值自然难以实现。
（三）破产法律制度“规范破产活动，惩治违法行为”目标价值的实现，要求破产管理人具有独立性地位
在很大程度上，破产法律制度上述两种目标价值的实现，有赖于这一目标价值的实现；或者说，破产法律制度“规范破产活动，惩治违法行为”的目标价值，能有效促进上述两种目标价值。因为只有各法律主体严格按照法律的要求实施破产行为，破产程序才能顺利进行，运行效率才能提高，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破产进程中所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才能有效实现。然而在现实中，各法律主体都依法行事是不可能的，违法行为总是在所难免。欺诈性破产行为的大量发生，以及破产清算组玩忽职守、循私受贿等现象的不断出现，客观上要求破产法律制度实现“规范破产活动，惩治违法行为”的功能价值（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各国破产法大多专章规定了破产法律责任）。这一功能价值实现的标志，就是能够及时责令在破产活动中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一方面使破产活动趋于规范，一方面使受到利益损害的利害关系人藉此得到合理补偿。否则，无论是破产法律制度的效率价值目标，还是保护各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价值目标，统统无法实现。而是否能够有效地使违法行为主体承担法律责任，除了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原因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该行为主体是否具有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和条件。如果缺乏相应的能力和条件，就会导致类似于一个不满14周岁的小孩犯了故意杀人罪一样的结果，虽然损害事实清楚，但最终造成追究责任的不能。[1]而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责任的不能，就意味着肆意侵害他人利益的可能。由此引伸到对破产法律关系中最重的一个法律主体──破产管理人的要求，同样应当具有责任能力。体现到法律地位上，就是必须具有长期独立性。具体的讲：一是必须长期存续，而不是临时组织，随着破产程序的终结便宣告解散。二是要有可确定性，即要有自己固定的名称、固定的住所和机构。三是要有独立性，一方面必须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并能以此对外承担责任；一方面必须能够按照自已的意思，依法独立地实施处理破产事务的行为，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法律负责，而不应当成为法院或者其它机构的附庸。这样，一旦破产管理人实施了损害债权人或是其它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法院就可根据职权或者当事人的申请，及时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从而实现破产法律制度的功能和目标价值。
三、破产管理人职业化——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要求
综上所述，破产法律制度的目标价值取向，决定了破产管理人应当具有中立性、专业化和长期独立性的法律地位。三者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服务于破产法目标价值的实现。缺乏中立性，就可能失之公正；不具专业化，就可能失之效率；缺乏独立性，就会导致破产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失衡，无法追究法律责任，最终可能使其贻于履行职责或者肆意违法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的这种特殊性，又决定了其必须象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审计事务所一样，走职业化的道路。
所谓破产管理人职业化，是指企业破产程序中的破产管理人，应当由市场上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破产服务组织来担任；[2]破产服务组织提供有偿的破产管理和清算服务；破产服务组织必须经依法登记注册取得执业资格；破产服务组织在处理破产事务过程中依法行使职权，并对自己的过失独立承担责任，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实现这一转变，既有理论上的基础，又是现实中的要求。
（一）从理论上看，破产管理人职业化能够克服现行各种学说的不足
现有的各种学说，均只能在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的某一方面作出界定。“破产财团说”以赋予破产财团独立的法律人格为逻辑基点 ,以信托制度为依托得出破产管理人具有独立地处理破产事务的属性，但说明不了它的中立性地位；“代理说”注意到了破产管理人与破产人、债权人的利益密切相联，进而认为是他们的代理人，实标上是从根本上否认了它的中立性地位；“职务说”虽揭示了破产管理人的中立性地位，却失之于不能说明它的独立性地位。破产管理人职业化后，则能够充分体现其应有的法律地位：作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的破产服务组织，当然具有专业性；依法定职权处理破产事务且服务对象的不确定化又使其具有中立性；依法经登记成立则赋于它长期独立性的法律地位。
（二）从实践中看，破产管理人职业化能够解决我国破产法实施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按照我国《破产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清算组由“人民法院、同级人民政府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政府财政、工商、计委、审计、税务、物价、劳动、人事等部门和专业人员中用公函指定组成”。这一做法在实践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一是工作效率低。因为清算组成员都有各自的本职工作,若本职工作与清算工作发生冲突时，又不可能放弃本职工作，从而影响破产工作的进程和效率。二是专业水平低。来自各个部门的人员并非都适合破产案件的清算工作,是否具备必要的专业技能和法律知识也不确定。事实上各部门在选派人员时往往要从本部门工作需要出发，不可能让本单位的骨干力量去,这势必会影响清算工作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三是利益不超脱。因为企业上级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利益休戚相关，同时企业破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在财政、税收、职工安置等方面牵涉到有关政府部门的利益，因而使他们很难站在公正立场上进行破产管理与清算，债权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四是债权人会议的监督权难以行使。由于清算组是由政府各部门派员组成 ，这就使清算组具有了一定的政府职能色彩，债权人会议对清算组必要的监督基础因此而消失。五是清算组的责任难以有效追究。在现行破产清算程序中，除严重违法并触犯刑法的有关个人外，如果清算组违法 ，造成破产财产的浪费、破产成本过高或者侵犯了有关权利人的权利，由于清算组是临时组织，没有承担责任的能力，破产程序终结后便告解散，因而无从追究其责任。六是清算组工作报酬的支付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给清算组成员支付报酬，就会使其得到两份工作报酬 ，因为大多成员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已有一份工资 ，所以是不合理的 。但是，如不支付就更不合理 ，因为这实质上是清算组无偿为债权人工作 ，使债权人占国家的便宜。分析以上问题出现的根源，就是作为破产管理人的清算组不具备中立性、专业化和长期独立性的法律地位。而只要实现了破产管理人的职业化，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行文至此，可能有人会说，只要改从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中选聘专业人员组成清算组，就能解决上述问题，而用不着破产管理人职业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因为从多个不同的组织中选聘人员组成的清算组，不管工作人员有多专业，其都是一个临时机构，仍然缺乏长期独立性；而如果仅是从单个类似律师事务所的组织中选聘专业人员，则其本身就是对破产管理人职业化的一种实践。事实上，我国上海、武汉等地已成立多家破产清算服务公司。因此，破产管理人职业化，理应成为我国建立合理的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必然选择。
四、破产管理人职业化的若干法律制度构想
实现破产管理人的职业化，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诸如主体资格的确认，权利义务的界定，以及日常的监督管理等问题，都需要通过立法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专门对其进行调整。笔者认为，在立法的层次上，可在新《破产法》中就此问题作一原则规定，然后再以行政法规或者规章的形式进行具体规定。就需建立的具体法律制度而言，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准入法律制度。一是准入条件的确定。也就是说，要明确具体地规定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成为职业破产管理人，包括执业资质许可、最低注册资本、办公营业场所、专业设施设备等。二是组织形式的选择。笔者倾向于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这既是市场主体发展的趋势，也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当然，采用破产事务所的形式也未尝不可，特别是在发展之初，职业破产管理人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可以在各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和审计事务中实行破产业务资质限期达标管理，如期达标的可先赋予破产管理人执业资格，然后再逐步规范，最终要向公司的方向发展。[1]这对保障全国范围内破产工作的顺利进行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至于自然人能否成为职业破产管理人问题，本人持反对态度。因为我国目前的个人信用制度尚不发达，个人承担责任的能力相对较差，且个人力量也难以适应复杂的破产清算工作的要求，如果在同一破产案件中任用多位破产管理人的话，则和现行清算组没有多大区别，缺乏现实意义。
（二）资格管理法律制度。一方面是指破产服务公司工作人员从业资格的取得、授予法律制度。对此，本人认为可以参照我国律师、会计师的资格取得方式，实行统一的资格考试制度，并规定相应的条件进行调整：一是积极性条件，包括执业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背景、工作经历等；二是消极性条件，限制部分特殊人员从业，如受过刑事处罚未满法定年限的个人，被吊销资格证书未满法定年限的律师、会计师、公证人员，以及其他依法尚未复权的自然人。另一方面是指对破产服务公司及其从业人员的目常监管法律制度。这两方面，都要求有相应的监督管理主体。笔者认为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一是建立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统一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二是利用现有资源，将这一职能赋予现行体制下的某一行政管理部门。
（三）工资报酬法律制度。破产管理人付出了破产管理和清算的劳动，就应该获得合理的工资报酬，因为除此之外别无所得；根据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这也是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基础，故应在法律上确立破产管理人取得报酬的权利。关于工资报酬的来源，可以这样理解：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从事的工作，并非为某一方面或是单个权利主体服务，而是为所有的利害关系人服务；所以就其工资报酬的性质而言，应是一种共益费用；既为共益费用，就应从各利害关系人共同利益的客观载体——破产财产中优先列支，对此立法宜做出明确规定。关于工资报酬的数量，笔者认为在实行破产管理人职业化后，不宜继续由法院决定。 [1]因为这会影响破产管理人独立性地位；而且，破产管理人职业化也意味着其工资报酬的市场化，那种职权化的做法与此不符。理想的途径，是采取招标的形式──其实这也是笔者所提倡的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其优点，一是有利于保持破产管理人的独立性地位；二是能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破产费用的最小化，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招标的组织工作，则应由法院和利害关系人代表共同进行。
（四）权利责任法律制度。破产管理人处理破产事务应当享有的权利，必须履行的义务，以及损害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法律都应明确规定。在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上，如接收破产企业，回收企业财产，清理、管理、处分和委托评估拍卖破产财产，提出和执行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等权利，以及破产管理人须尽善良管理人应有的注意等义务，既可列举也可概括。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上，民事责任方面主要是要确定其损害债权人合法利益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并相应地规定受损害人的利益救济途径和方式；关于行政责任，则应根据破产管理人可能的违法行为，在罚款、暂扣或吊销从业人员资格证、责令停业整顿、取缔经营资格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规定；至于刑事责任，则可规定按照相关刑事法律进行追究。从而彻底实现破产管理人的权责统一，真正建立科学合理的破产管理人法律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