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治区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 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
西藏自治区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 办法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 46 号
西藏自治区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办法,已经2002 年 4 月 l 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 6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自治区主席 列确
二00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西藏自治区实施《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 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完善我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属地管理，保障对象不分其所在单位性质和主管部门，凡持有当地非农业户口，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由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按本办法规定予以保障。
第三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遵循保障城市居民基本生活的原则，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鼓励劳动自救的方针。
第四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资金，由自治区、各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科目，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财政收入特别困难的地（市）、县（市、区）所需保障资金不足部分，由自治区和地（市）财政分别给予补助。
第五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行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是本级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政策指导、组织协调、审批管理等；
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
劳动保障、人事等部门、工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负责提供下（离）岗人员、在职人员、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及其家庭成员的有关情况；
统计、物价部门分工负责提供当地生活必需品的种类、居民物价消费指数等，参与制定保障标准。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居民，应当在扶持其生产经营、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税收、水、电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减免有关费用。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调整、核实、管理和服务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县(市、区)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委托，可以承担本辖区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
自治区驻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单位的保障对象，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
第二章 保障对象
第六条 当地非农业人口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列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或抚养人的；
（二）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或失业救济期满仍未再就业以及在职人员和下岗人员在领取工资或基本生活费后，其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三）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或基本养老金后，其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仍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四）其他人员，包括六十年代精简退职人员、职工遗属等国家规定的特救对象，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第七条 保障对象家庭成员是指具有法定的赡养、扶养和抚养关系，而又未经法律程序解除家庭成员关系的人员，具体按 《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有关规定确定。
第八条 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是指该家庭全体成员人均月收入（含实物折价）的总和，具体为：
（一）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及其他劳动收入；
（二）离退休金及领取的各类保险金；
（三）储蓄存款、股票等有价证券及利息；
（四）出租或者变卖家庭资产获得的收入；
（五）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人应当给付的赡养、扶养、抚养费；
（六）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予；
（七）其他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计算家庭收入，应当按照居民家庭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前 3个月收入的平均数额计算；属一次性收入的，将其分摊到6个月计算。
第九条 下列金额不计入家庭收人：
（一）对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贡献，政府给予的奖励金和荣誉津贴；
（二）优抚对象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优待金、护理费及保健金；
（三）为解决在校学生就学困难，由政府和社会给予的奖学金和补助金；
（四）社会组织和个人给予的临时性生活救助金；
（五） 因工（公）负伤职工的护理费及死亡职工的亲属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
（六）独生子女奖励金、见义勇为奖励金；
（七）其他不列入所得税范围的各种奖励金。
第三章 保障标准
第十条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当地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确定。
第十一条 设区的市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物价、统计等部门制定，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县（市）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县（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会同财政、物价、统计等部门制定，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
确定全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平均标准为人均 200 元。各市、县在执行时，可结合本行政区域内的海拔高差、物价消费指数、财政收入状况等因素，实行上下浮动，最高和最低不得超过平均标准的 15 ﹪。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当根据当地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总体水平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根据保障人数于每年10月15 日前，提出下年度用款计划（含工作经费和人员经费），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预算。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核准的支出预算，按月拨付，足额到位，保证使用。结余部分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按规定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有关报表。在年度执行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支出，需调整预算时应编制预算调整方案，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第十三条 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助，所提供的捐资，由各级民政部门接收并全部纳入财政社会保障补助资金专户。
第四章 申请、审批和发放程序
第十四条 户籍关系在单位的人员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由本人通过单位，向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提出；其他城市居民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由户主通过居住地社区居民委员会，向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提出。
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应当填写 《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申请表 》 。
第十五条 申请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书面申请书；
（二）户口簿、居民身份证；
（三）单位、居民委员会出具的收入情况证明；
（四）其他相关材料。
单位、居民委员会为申请人出具的收入情况证明必须真实、准确。
第十六条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对申请人家庭收入进行审核并提出意见。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填写 《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 》 ，报送当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审批。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申请人书面材料之日起15日内完成审查、核实并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自收到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申报材料之日起 10 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必要时，可直接对申请人进行入户调查和核实工作。
未予批准的，由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或者民政部门说明理由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十七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经审查，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发给 《 城市居民最低生话保障金领取证 》啊，并报上一级民政部门备案。
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抚养人的保障对象，全额发给保障金；对有一定收入的城市居民，按照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家庭人均收人之差发给保障金；必要时，也可发给一定实物。
第十八条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直接发放，也可以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委托银行、邮局、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发放。
保障金发放工作结束后一周内，受委托发放保障金的机构应将保障金的发放情况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对经批准领取保障金的家庭，其领取日期自民政部门批准之日的当月计算，期限为三个月；期满后无特殊原因未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保障资格。
第十九条 保障对象户籍发生变动时，应当办理保障金领取转移手续，由迁入地按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重新审核和计算保障金额。
保障对象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报告所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按规定程序及时办理停发、减发或增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
第二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对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情况要按季度进行核查，建立保障对象档案。
第五章 监督和处罚
第二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或社区居民委员会、单位，应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城市居民，采取适当形式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二条 在就业年龄内有劳动能力但尚未就业的城市居民，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应当参加其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公益性社区服务劳动。
第二十三条 财政、审计、监察部门应当依法监督检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二十四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审批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进行批评教育，并给予适当经济处罚或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拒不签署同意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条件的家庭故意签署同意意见的；
（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
第二十五条 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城市居民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情节严重的，处冒领金额 1倍以上 3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二）在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期间，家庭收入情况好转，不按规定告知管理审批机关，继续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第二十六条 城市居民对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诱惑侦查”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及立法构想
叶利华
[内容提要] “诱惑侦查”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制度或者措施正在有限制地应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之中。本文以“诱惑侦查”的定义和特征为引，分析“诱惑侦查”的类型，进而阐述“诱惑侦查”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以界定“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与非法性，并谨慎地提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和完善“诱惑侦查”制度的立法构想。
[Summary] As a special investigate system or measure, "allure to investigate " is limitedly applied among the criminal lawsuit of our country. With the defini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types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and then elaborates that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influence subjective aspect of committing a crime, so that to define the legality and illegality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 and carefully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lawmaking about how to constitute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 allure to investigate "among the criminal lawsuit of our country.
[关 键 词] 诱惑侦查 犯罪主观方面 影响 立法构想
[Keyword] Allure to investigate Subjective aspect of committing a crime Influence The idea of lawmaking
在我国，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海关的走私犯罪侦查部门、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以下统称侦查机关）承担刑事侦查任务。随着社会治安形势及刑事犯罪活动日趋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和有组织化，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有效地打击刑事犯罪，“诱惑侦查”作为一项特殊的侦查制度或者措施正在有限制地应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之中。同时，这一特殊的侦查制度或者措施，也引起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广泛关注。
“诱惑侦查”的词义及特征
目前，我国尚无“诱惑侦查”制度，也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08条：“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局长批准，可以进行侦查实验。侦查实验，禁止一切足以造成危险、侮辱人格或者有伤风化的行为”和《人民警察法》第16条：“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规定的“侦查实验”、“技术侦察措施”是否包含了“诱惑侦查”的含义呢？目前尚没有明确、具体的定论，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也存在不同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走私、贩毒、假币等犯罪案件中，“诱惑侦查”的作用正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关于“诱惑侦查”的定义，目前也存在不同的观点。诱惑侦查是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活动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手段[1]。也有的学者从“警察圈套”的角度进行定义，认为是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为获得对某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证据，而诱使他们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2]。在我国，“诱惑侦查”作为刑事侦查中的专业术语，它直接引鉴于日本的犯罪侦查学界，而日本的“诱惑侦查”制度主要溯源于美国。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日本的法学研究杂志上就已频频出现有关“诱惑侦查”的学术文章，由于中日语言的天然联系，中国最初的研究大多也转用了该词。但是美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对此展开了充分研究，并形成了为诸多国家得以效仿的学说和判例。还有的学者认为，诱惑侦查是政府以诱导的方式破获犯罪，有“政府无能”（不能用常规手段破获犯罪）以及转嫁责任之嫌（让公众——如犯罪嫌疑人本人、充当政府线人的普通民众——承担犯罪侦查的责任），同时，也是“诱使受害者合作”[3]。
笔者认为，诱惑侦查，是由侦查机关及其辅助人员(包括侦查机关的情报人员、刑事特勤等)针对特定的被诱惑对象设置的，暗示或诱使被诱惑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或者用于拘捕被诱惑者的一种侦查制度或者措施。纵观“诱惑侦查”的不同定义，我们可以认为，诱惑侦查有下列特征：（1）、是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实施的行为，实施“诱惑侦查”的机关只能是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侦查部门、海关的走私犯罪侦查部门、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的侦查部门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的侦查人员，非侦查机关实施的行为不属于“诱惑侦查”。（2）、“诱惑侦查”是对刑事违法行为实施的诱惑行为，是为了获取刑事犯罪证据或者拘捕被诱惑者，打击刑事违法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3）、“诱惑侦查”是对被诱惑对象的主观心理和思想意志等方面产生积极或者消极影响的行为。
“诱惑侦查”的类型
对于“诱惑侦查”的类型，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赞同以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时有无明确、具体的被诱惑对象和被诱惑人的犯罪主观心理态度为标准，将“诱惑侦查”分为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4]。
（一）、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及其性质
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是指被诱惑对象实际上并无犯罪意图或者尚未形成犯意，而是在侦查机关或者其辅助人员主动、积极地实施的诱惑侦查行为的强烈刺激下，为了达到一定的犯罪或者非犯罪目的而产生犯意，并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
通常来说，侦查行为是针对犯罪行为而言的，只有发生犯罪行为后，才能产生侦查行为，即犯罪行为在先，刑事侦查行为在后，而对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来说，恰巧倒置了犯罪行为与侦查行为的时间顺序，如果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况下，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行为本身就已经是犯罪行为了。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行为性质来看，第一，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行为侵犯了公民不受公共权力干涉的人格自律及人身自由权。首先，从公民权利角度来说，公民作为理性的人，其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有着明确、清晰的认识，只要不触犯法律，可以在法律及道德容许的范围内决定自己的行为，并排斥公共权力的任意干涉，代表国家权力的侦查机关不能毫无根据地对尚无违法或者犯罪的公民采取侦查手段。其次，从人性的弱点来说，不能否认人有七情六欲，有贪心、易受诱惑，甚至有犯罪的冲动，但只要不明确地表现为特定的犯罪意图、只要其行为对社会秩序尚未造成任何危害，就应允许任何人通过自律改正，况且，法律及公共权力也不应对其进行干预，如果利用人性的弱点而使其实施本来不会实施的行为，则无异于引诱清白的人实施犯罪；第二，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突破了打击犯罪的底线，有陷人于罪的嫌疑。诱惑侦查手段的直接用意是为了侦破难以获取犯罪证据的案件，实现打击犯罪、惩罚犯罪的目的，但是如果错误地使用了这种手段则又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甚至是极端。在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中，如果犯嫌疑人在此之前没有犯罪行为，而是受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影响，一时出于贪利等动机，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被抓获的，不论是从行为的主观方面还是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来说，均是受到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引诱而进行的，如果仍对其行为进行惩罚，无异于设置圈套，陷人于罪，显然背离了打击犯罪、抑制犯罪的本意，违背了诱惑侦查的初衷，这种情形无疑就是《水浒传》第六回中“林冲误入白虎堂”的翻版；第三，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所针对的被诱惑对象具有不特定性，极容易被侦查机关滥用，特别是受部门利益的驱动，而过分扩大犯罪的打击面。这里的利益驱动，并不一定是经济利益，更多的往往是社会治安的压力和上级部门领导意图的影响，为了“迅速”破案或者某种利益的需要，这有可能导致侦查机关及其辅助人员不择手段，为求破案率而不顾侦查活动本身的合法性，甚至误导了侦查活动的基本方向，比如在“赌博”案件、“扫黄打非”案件中就比较突出。
从根本上说，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已经背离了现代刑事诉讼（包括侦查活动）的公正价值，有损于侦查机关的道德责任，不利于国家机关的权威塑造，它不仅违背了法律的基本精神，也违背了社会的价值标准，必然会造成消极甚至不良影响。通过剖析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可以看出其具有“警察圈套”或者“侦查陷阱”的特征，不论是侦查机关或者辅助人员诱发的犯罪行为，还是抓获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均有陷人于罪、背离刑事侦查基本原则，甚至是破坏现有社会秩序的消极影响。同时，也违背了我国《刑事诉讼法》43条“审判、检察、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精神，因此，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已经突破了侦查机关的侦查界限，甚至是在“参与犯罪”，以此种形式获取、收集的证据也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另外，此种侦查方式也易于滋生其它的违法、犯罪行为。
（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及其性质
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是指，被诱惑人已经产生并具有了实施具体明确的犯罪意图，或者正在准备进行犯罪、继续实施连续性犯罪行为时，在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诱惑下继续进行犯罪行为或者实施其尚未完成的犯罪行为，或者是侦查机关用于拘捕被诱惑对象的策略。
在贩毒、行贿、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等无明显被害人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中，犯罪行为的隐蔽性较强，仅仅依靠直接被害人和其他人控告、举报后再进行现场勘察、搜查等传统的侦查方法已经不可能达到侦破案件、捕获嫌疑人的目的。侦查机关为被诱惑对象提供适当的机会，诱导其犯罪行为的发展，对预备、正在实施的犯罪行施以适当程度的控制和人为干预，这是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典型特征，它是打击犯罪的特殊需要而产生的，有着其存在的现实性和法理基础。首先，从犯罪行为的态势来说，犯罪行为定有其固有的形态和趋势，这是符合唯物主义物质运动发展原理和规律的。贩毒、组织卖淫、伪造货币等犯罪，受到利益和贪欲的驱使最容易反复作案，其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定型化和趋向性不容忽视，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面临着多种可能性或者因素的影响，甚至可以通过改变环境而对其发展态势加以引导或者施以人为的影响和控制；其次，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正是根据犯罪活动的态势和规律，因势利导，为其创造适当条件，引导侦查工作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以拘捕被诱惑对象。在犯罪故意的心理状态中，期待可能性的规范评价因素在于犯罪人显意识的心理过程，故意犯罪就是犯罪人自己选择，甚至积极追求的结果。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已经具有了明确具体的侦查对象，是对犯罪行为的诱导和侦查措施，具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再次，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适度性原则是其避免诱人犯罪的限制性条件，无论从作用对象、主观意图还是表现形态来看，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都是针对具体的被诱惑对象实施的，仅是对被诱惑对象施以人为的干预和影响而已，它能够保持在法律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也正是其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界限或者区别。
当然，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和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果被诱惑对象已经有犯罪意图或者倾向，诱惑侦查行为只是迫使这种意图及倾向暴露出来，或者只是强化了其固有的犯罪倾向，促使其实施具体的犯罪行为而已，这就是典型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反之，对本无犯罪倾向的人实施诱惑，则是引诱其形成犯意，并促使其付诸实施，是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不论是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还是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其结果都是使被诱惑人在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诱惑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但是，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被诱惑对象的具体犯罪行为在被诱惑侦查之前是“暴露”还是“产生”，其犯罪行为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具有必然的犯罪因果联系。
“诱惑侦查”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
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危害结果所持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
（一）、“诱惑侦查”与故意犯意
《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认识因素、意志因素、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认识因素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诱惑侦查”是对犯罪主观方面产生消极或者积极影响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刑事犯罪证据，打击刑事违法行为，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行为将直接作用并影响着故意犯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诱惑侦查”行为对犯罪主观方面的影响又因犯罪的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而又有所区别。
1、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与直接故意犯罪
在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的诱惑行为对直接故意犯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都具有积极甚至是主导的影响。被诱惑对象可能只是“潜在”的犯罪嫌疑人，但实际上并无犯罪意图，正是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采取了主动、积极的刺激行为使其在强烈的利益诱惑下产生犯意，进而实施了犯罪行为。甚至是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行为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有教唆或者鼓励被诱惑对象实施犯罪的形式或者“引诱犯罪”的倾向。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所引起的犯罪事件，是由于侦查程序的不正当使本无犯意的公民陷入犯罪境地，对被诱惑对象即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如何定性和处理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应当区分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是属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还是属于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对于侦查机关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引起的犯罪，就不能草率的追究被诱惑对象的刑事责任，如果侦查机关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当追究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以抑制侦查行为的违法倾向。对于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促成的犯罪，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2条第2款：“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规定，将“诱惑侦查”作为刑法所特指的“特殊情况”，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对行为人予减轻处罚或者根据其它酌定情节予以从轻处罚，直至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在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主动“诱惑”行为无异于诱导无犯意的人实施犯罪行为，或者被诱惑对象在利益的诱惑、驱动下实施了犯罪行为。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纵容”和“参与”了犯罪，不但导致了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行为触犯了刑事实体法并违反了刑事程序法，而且又制造了另一个犯罪，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决定实施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的侦查机关，由于负有行政上不可推卸的决策失误，对此应予以纪律处分，以示警诫。只有这样，才能兼顾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促进保护人权与惩治犯罪，实现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双重价值。
2、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与直接故意犯罪
在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下，被诱惑对象（犯罪嫌疑人）主观心理上已经具有了犯罪倾向、意图或者先前已经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仅仅是为被诱惑对象提供了有利于其犯罪实施的客观条件和机会，仅只是在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的诱导、干预下继续进行犯罪行为或者实施其尚未完成的犯罪行为，或者侦查机关有效地实施抓捕犯罪嫌疑人的策略。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中，侦查机关实施的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只是为被诱惑人提供了其实施犯罪的有利场合与环境，目的是获取证据，擒获隐蔽的罪犯嫌疑人。与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诱导被诱惑对象的行为相比，侦查人员的诱惑行为不会对被诱惑人的犯罪主观方面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产生主导性的影响，恰是类似“守株待兔式”的侦查行为也避免了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中对意志不坚强的“清白者”造成无辜打击的缺陷，而仅仅是为被诱惑对象提供了机会和进行了人为的干预，同时，也是侦查机关的提供的机会和干预，从而致使被诱惑对象的犯罪行为又得以再一次地“暴露”。
对于被诱惑对象（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中实施的犯罪行为，侦查机关旨在诱使隐蔽的罪犯嫌疑人现身或者促使犯罪行为的暴露化，诱惑行为仅只是强化了犯罪嫌疑人固有的犯罪倾向，而不存在“引诱犯罪”的可能。对于是侦查机关采用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实施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均不影响被诱惑人的犯罪构成，但是对于以犯罪对象的数量直接影响定罪或者量刑幅度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实施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就直接影响了犯罪的构成与量刑的幅度。笔者认为，以侦查机关实施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行为为时间界限，如果被诱惑对象在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实施以前就具备了具体犯罪构要件的情况下，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不应受到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的影响。但是，对于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直接影响被诱惑行为的定罪、量刑的情况下，应根据被诱惑对象的行为性质、情节综合衡量和判断，同时也应充分注意到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对犯罪构成及量刑幅度的影响。
3、“诱惑侦查”与间接故意犯罪
间接故意犯罪的行为人主观是明知自已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的发生，行为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是一种听之任之态度，即行为人为了追求一定的目的（含非犯罪意图的目的和具有犯罪意图的目的）而实施了一定的行为时，意志因素是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既不采取措施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也不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出现，而是一种听之任之的心理态度。
在间接故意的主观心理态度下，行为人的认识因素是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意志因素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较之于直接故意犯罪的来说，行为人不直接追求危害结果（也可以从“犯罪结果”的角度来理解）的发生和出现。在 “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前提下，侦查机关实施的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行为很难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但是，在侦查机关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下，行为人对于危害结果在认识因素上是已经认识到危害结果“可能”发生，同时又“放任”危害结果的出现，在具有适当的犯罪机会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特别适当的机会或者人为干预就可能直接促成间接故意犯罪的实施和形成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及辅助人员实施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无异于产生了与直接故意犯罪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实施的诱发犯意型“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二者都是侦查机关的“诱惑侦查”行为促成了犯罪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论是侦查机关在间接故意情况下实施的提供机会型的“诱惑侦查”，还是直接故意情况下实施的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都对被诱惑对象的主观心理产生的积极的影响以致实施了犯罪行为，“诱惑侦查”行为不但触犯了刑事实体法又违反了刑事程序法。所以，对于侦查机关在间接故意情况下实施的提供机会型“诱惑侦查”行为，而仍在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话，无异于会陷入“客观归罪”，也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主客观方面相统一”的原则。
二、“诱惑侦查”与过失犯罪
《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认识因素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意志因素是“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过失犯罪的主观心理态度是排斥、反对社会危害结果的发生，过失犯罪以犯罪结果的出现为必要要件，某一行为是否构成过失犯罪，应当先看结果，在结果没有发生之时，即使行为本身非常不当，也仍然不能视其有犯罪嫌疑，无犯罪嫌疑，就无侦查的必要性。同时，过失犯罪往往比较容易查证，又由于过失犯罪罪责较轻，责任人不至于逃避处罚。因此，在过失犯罪中，侦查人员的诱惑侦查行为无论是对疏忽大意的过失还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均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界定“诱惑侦查”的合法性与非法性
